1984年，法院的老张上门通报，陈东平的二审维持原判，上午已经执行了。
听完儿子的死讯，陈再道看完文件只说了句“知道了”，第二天照旧出门赢了老刘一盘棋。
抽屉里那张在哈军工拍的军装照再也没被拿出来跟外人提过。
换成咱们普通人家，碰上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第一反应往往是天塌了，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恨不得满世界找人喊冤倾诉。但你看陈再道，老张带着两个年轻干部进门把最重的那张纸递过去，窗外的蝉一直叫，他一行行看完，连老伴在里屋门口看着，他也没给一句多余的交代。战友打来电话探口风，他直接一句“组织上处理得对”就把话头给掐了。
这种硬，不是装出来的，是残酷年代里熬出来的底色。老刘在棋院子里提了一嘴自己儿子在云南犯的错，想在两个当爹的之间找点共鸣。陈再道立刻就把界限划得明明白白——错不分大小，分性质。普通人家护犊子，那是本能。但在他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眼里，有些线一旦踩了，亲情也得往后靠。
最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不是他多冷静，而是他回头去书店买的那本蓝封面《宪法》。家里书架上全是军事理论，突然多出这么一本单行本。收银的年轻姑娘肯定看不懂，一个刚走回来的老头，为啥专挑法律书买。其实道理很直白：以前是打仗，现在得按法律办，亲生儿子自己犯事丢了命，当老子的就得亲自把这本法典请回来，跟那些打仗的书摆在一块儿。这不仅是认了，更是给自己重新立规矩。
这事之后，他家的日子静得让人发慌。老伴盛饭的手抖，他接过来自己盛，一口口嚼。半夜梦见儿子小时候摔跤满脸土，醒了也就是点根烟看着它烧完，早上起来接着把旧皮鞋擦亮。邻居老李路过点头碰面、老部下登门聊以前打仗，他绝口不提孩子。翻出来的全家福就跟其他文件混在一起，不藏着，该看的还得看。这就是普通人过日子的真相，伤口再大，也得拿一日三餐、扫地擦鞋的日常琐碎去填满。
开老干部学习会，他提前十分钟到场，该表态就一句“听组织的”。回来的路上，他还能拐进副食店，买半斤老伴爱吃的桃酥，看着店员用纸包好、细绳扎紧。新闻里播着法制建设，他坐在电视前认认真真地看，直到节目结束。
门窗检查完，灯熄了。黑暗里没别的动静，明天还要去交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