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将帅，除了四野一号首长，还有谁？


1949年9月27日，张轸站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言席。四个多月前，他还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十九兵团司令。5月率部在武汉附近起义后，7月24日，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他任军长。

到了怀仁堂，他的署名已经变成“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

发言开头，他称自己是“新改编部队的一个军人”。与张轸坐在同一支代表队伍里的，有罗荣桓、李天佑、韩先楚，也有营级干部、医务工作者和随军记者。

此时的第四野战军并不缺高级将领。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和特种兵部队。

邓子恢、肖劲光、黄克诚、谭政等也在四野领导层。

可到了9月政协开会，四野正式代表只有10人，另有候补代表2人，首席代表是罗荣桓。林彪没有列在这12人中。

十名正式代表是罗荣桓、李天佑、韩先楚、苏静、钟赤兵、刘梅村、曾泽生、张轸、刘白羽、丁志辉；候补代表为胡奇才、黄达宣。名单摊开，军职差距很大。李天佑已经做到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也是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苏静在四野司令部负责作战工作。

可刘梅村当时还是营级政治干部，丁志辉来自战地医疗系统，刘白羽则长期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跟随部队行动。

这样的组合，与四野军事指挥序列并不重合。
政协的席位有另一套规则。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有510名正式代表、77名候补代表和75名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名单经过筹备机构数月协商、审查后确定。

军队单列为一个类别，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一至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南人民解放军，都以参加单位身份进入会议。

候补代表可以发言，平时没有表决权，只有本单位正式代表请假时才能代行表决。

四野能够进入会场的，就是这10个正式席位和2个候补席位。
军职高，并不自动占用四野的名额。黄克诚当时仍在四野领导层，却没有列入四野代表名单，而是以华中解放区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并担任华中解放区首席代表。

第三野战军的名单更能看清这种区别。三野同样有10名正式代表、2名候补代表，首席代表是粟裕。时任三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没有占用三野这12个位置，他列在华东解放区正式代表名单中。军队里的指挥关系没有改变，进入政协时所属的代表单位却可以不同。

这样再看林彪，事情便落在了两张不同的名单上。
1949年9月，林彪仍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四野的兵团、军、师依旧按军事指挥系统行动，并没有因为政协代表名单重新排列。

9月30日，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林彪和罗荣桓都当选委员。随后组成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时，林彪又以第四野战军代表身份进入全国委员会。

四野司令员、政协全体会议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本来就是几种不同身份。

另外几个人的进入，则留下了1949年军队迅速变化的痕迹。
曾泽生原任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1948年10月，他率部在长春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他继续担任军长。到1949年9月，曾泽生已经坐进四野正式代表席。张轸的变化更快，5月起义，7月改编为第五十一军，9月便以四野代表身份在大会发言。两支原属国民党军的部队完成改编后，其主官同时出现在四野的政协代表名单里。

与他们同列的刘梅村、丁志辉、刘白羽，又来自另外几条线。

一个是基层战斗干部，一个长期从事伤病员救护，一个跟随部队采访写作。1949年的四野代表席，没有被兵团司令、军长一层层排满。

当时距离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还有六年，后来熟悉的元帅、上将、中将军衔尚未授予。

怀仁堂里讨论的也不是哪位将领战功更高。会议要通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要决定国都、纪年、国旗、国歌，还要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于是，四野出现了两套同时运转的次序。
南方战场上，林彪仍是司令员，兵团和军按命令作战；北京会场里，罗荣桓带着10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参加政协。

军事主官、机关干部、基层英雄、医务人员、记者以及起义改编部队主官，被放进同一个有限名额之中。

1954年以后，第四野战军不再作为全国政协的独立参加单位。

1949年那组“10加2”也没有再以同样方式出现。林彪、罗荣桓等人的军事职务继续沿着另一条轨迹变化，而张轸、刘白羽、丁志辉这些名字，则被留在第一届政协的四野代表名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