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1946年，任命胡适当了北大校长。到了1948年，老蒋战事不利，北京被围。胡适曾经给共产党写信，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又被列为了战犯，胡校长可能是害怕，在当了两年多的北大校长以后，弃职南逃了。

飞机在南京降落后，胡适夹着公文包走下舷梯。来接机的官员朝他点了点头，没多说话。坐进车里，胡适看着窗外，手指在皮包边缘来回摩挲。

“校长休息一下？”官员问。

“不用。”胡适说。他打开皮包，抽出那份没写完的文稿，又放了回去。

第二天见到蒋介石，房间里就他们两人。蒋介石站着看地图，没回头。

“适之来了。”

“校长。”胡适站定。

蒋介石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北平的事，不必多想。你先在上海住一阵。”

胡适点头。他看见蒋介石眼角皱得很深。

到了上海，公寓是早就备好的。妻子江冬秀在整理箱子，把衣服一件件挂进衣柜。胡适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写了几行又停住。

“还写那些信？”江冬秀问。

“总要试试。”胡适说。

江冬秀没接话，继续挂衣服。过一会儿说：“厨房缺个暖水瓶，我下午去买。”

胡适“嗯”了一声。他听着江冬秀的脚步声出了门，才把写了几行的信纸揉成一团。

十二月底，局势更紧了。那天晚饭后，胡适突然说：“得走。”

江冬秀正在洗碗，手停在水里。“去哪儿？”

“美国。”

碗筷轻轻磕在水槽边。江冬秀擦干手，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胡适站在客厅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他想起北大的办公室，窗台上那盆文竹不知道有没有人浇水。

1949年1月，他们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船开的时候，胡适站在甲板上，一直望着岸。江冬秀拉他袖子：“风大，进去吧。”

在纽约安顿下来后，胡适每天早起看报。中文报纸就那几份，他翻得很慢。有天看到北大复课的消息，他折起报纸，起身去泡茶。

“要不要出去走走？”江冬秀问。

“你先去。”胡适说。

他坐在窗前，茶杯握在手里，直到茶凉了。

日子过得紧。有回江冬秀说：“米价又涨了。”

胡适翻着日程本：“下周二哥伦比亚大学有场演讲，报酬还可以。”

演讲那天，来了不少华人学生。提问环节，有个年轻人站起来：“胡先生如何看待大陆现状？”

会场静了一下。胡适扶了扶眼镜。

“我离开两年了。”他说，“不了解具体情况。”

散场后，他在走廊被几个老友围住。其中一个拍拍他肩膀：“适之，刚才答得谨慎。”

胡适笑笑：“事实如此。”

回家路上，他买了一份《华侨日报》。上楼时，在楼梯转角站了片刻。

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聘他当图书馆馆长。面试那天，馆长问他：“以胡先生的资历，为何愿意做这个工作？”

胡适说：“书籍不会骗人。”

工作内容是整理中文古籍。他每天早出晚归，对待那些古书像对待易碎品。有次发现一套《水经注》的珍本，他戴上白手套，一页页检视，整个下午没说一句话。

下班时，助手问：“先生今天好像很高兴？”

胡适摘下手套：“找到一点好东西。”

1957年秋天，台湾来信，邀请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信很长，他看了三遍。

江冬秀问：“回去吗？”

“研究院……是学术机构。”胡适说。

启程前，他把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清理干净。书桌抽屉里有一叠北大时期的信函复印件，他看了很久，最后放进碎纸机。

飞机在台北降落时是清晨。来接机的人很多，闪光灯亮个不停。胡适眯了眯眼。

新办公室比想象中小。他摸摸办公桌，木质很好。秘书问要不要换张大些的。

“不用。”胡适说，“够用了。”

第一次院务会议，他听完全部汇报才开口：“研究经费的事，我再想办法。”

会后，他留在会议室，把每个人的茶杯收拢到托盘里。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院士酒会。胡适举着酒杯致辞，讲到一半突然停住。

旁边人问：“院长不舒服？”

胡适摆摆手，想继续说话，却发不出声音。酒杯从手里滑落，在地毯上滚了一圈。

他倒下去时，眼睛还看着讲稿飘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