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监净身方式可大有讲究。

紫禁城里有一道不怎么显眼的审核。太监升迁到一定位置，主管的人会单独叫人进来，让把那件东西取出来当面验看，对得上才算正经出身，对不上，往下的路就堵死了。

清代宫廷档案里留有被查出冒充的记录，并非偶发。这道关卡存在的本身，说明历朝历代都有人想绕开净身这一步，又偏偏想进宫。

那一步究竟是什么，才是值得说清楚的事。

往源头追，"宫刑"这两个字出现得很早，商周典籍里已有，彼时的用途是作为刑罚施用，与宦官制度的关联还不那么紧密。

到了西汉，宫刑在律典里依然是正式五刑之一。

司马迁受宫刑，是有文献确证的历史事实，他在《报任安书》里留下了亲历陈述，收录在《汉书》里，字字都在，不是后人转述。

他说起"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接下去历数各种辱，宫刑列于其中，语气里带着某种用笔墨压下去的东西。

两汉以降，宫廷规模随各朝扩张，宦官的需求量跟着水涨船高，单靠刑罚供给远远不够。

唐代起，民间主动送子进宫的做法有了记载，来源渐趋多样。

到明代中期，这种趋势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某些年份内主动净身送来的人超过宫廷招额，朝廷要专门出面处置多出来的那些人，因为既来了又进不去，安置颇为麻烦。

明代还有一种情形，叫做私自净身。

有些人没有走官方渠道，自己找人做了，直接去宫门外等着。这种做法历代都有明令禁止，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档案里重新出现，因为堵不住那个动机。

这样的供求关系，在北京城里养活了一批专门做这门生意的人。

行内叫他们"刀子匠"，也有称"师傅"的，技艺多为家传，活下去靠的是稳定的口碑和介绍人脉。

北京城里做这行的人，清代有若干家，具体分布在哪些街巷，各方记载出入不小，不宜一一坐实。

晚清和民国年间，有研究者和记者寻访过在世的老太监，把他们的陈述整理成文字，其中关于净身过程的部分，是目前留存的较为直接的材料。

操作正式开始之前，有一道书面手续。当事人和监护人须共同签字画押，立字为证，写明若有意外概不追究。

这是行规，因为意外的概率不低，死亡和严重后遗症都有过，操作者需要给自己留一道退路。

净身前，会用辣椒水或者白酒对施术部位清洁，当时的操作者未必能说清楚感染是怎么回事，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步不能省。

随后，人平躺固定，刀子匠用专用的弯刀操作，要求一刀利落完成，拖拉会增加出血量，也增加风险。

清代宫廷的入宫标准，是全净，睾丸与阴茎须一并去除，缺任何一项均不合格。只去睾丸的，宫里不收。

刀过之后，压覆止血，同时向尿道处插入一根细管，材质通常为锡制。

这根管子的作用，是在伤口愈合过程中保持尿道通畅不至闭合。这一步操作的质量，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后半辈子能不能正常排尿，容不得差池。

接下来三天，不得饮水。

按操作规程，术后三天内禁水，减少尿液对伤口的刺激。

能不能撑过这三天，靠自身体质，也靠操作是否到位。

三天后，取出细管，若能顺畅排尿，算是过了生死关；若尿道闭合，或者感染蔓延，便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具体死亡比例因时代和操作者不同而有出入，精确数字无从统计，但高风险这一点，没有哪份材料否认过。

进了宫的人，身体此后还会持续变化，而且不止一两年。

声音逐渐改变，体型随之调整，连面容也开始不一样。民国年间有研究者对在世的老年太监做过观察记录，留下了文字描述，与宋元以来文献里的零散记载大致可以印证。

净身取下的那件东西，太监须妥善保存，终身携带。

这东西有个俗称，叫做"宝贝"。一来是升迁时的验看凭据，二来是死后下葬时要随棺带走的东西，整套说法叫做"带宝"。

保存方式大体一致，多用瓦罐或木匣盛装，填入石灰防腐，置于居所高处。

为什么放高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寄托升迁的念头，有人说纯粹是防潮防鼠的实际考量，两说各有其理，也难分真假，大约两者都有，因人而异。

太监死后，这东西随棺入土。

这背后的想法，是进另一个世界要做完整的人。在这一辈子已然无从完整的前提下，死后的完整被当成了认真对待的事。

清代宫廷负责太监后事的相关机构，有处理"带宝"随葬事宜的规程，这一点在晚清相关文献里有所反映。

1923年，建福宫一带突发大火，溥仪怀疑宦官涉嫌盗窃并放火灭迹，以此为由，将宫中剩余的两百余名太监全部驱逐出宫，这批人就此散去，有人留在北京，有人辗转他乡，各自找出路。

其中有人熬过了民国，有几位甚至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学者和记者找上门，记录下他们的口述，这些材料后来成了研究晚清宦官制度的一手来源之一。

孙耀庭是其中留下陈述最为系统的一位，被认为是有据可查的末代太监之一，1996年在北京去世。

参考来源：
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群众出版社，1993年（此后有多版重印）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含《报任安书》全文），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