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常州的地方志，绕不开这位51岁当上市长的江苏宜兴人。
上任没多久，他就把一份集资筹建“常州工业技术学院”的图纸摆在了台面上。对着当时一穷二白的底子，他扔出了一句硬邦邦的狠话：“咱们办学，就要做到50年不落后。”
他敢放这个话，因为他懂底下的活儿。
往前推几年，纺织机轰鸣的车间、气味刺鼻的石化厂、染料飞溅的印染厂，他都带头干过厂长。这种满脚泥水蹚出来的干部，最清楚机器转不起来，到底是因为缺什么。
缺人，缺能干活的人。
但那个年代，“单位”就是一座座铁打的堡垒。人才是单位的私产，大门一关，档案一锁，谁也别想走。
怎么办？他直接牵头办起了常州首届“人才交流大会”。
紧接着，试点劳动合同，推行职工社会保险。这几步棋落下去，等于硬生生把各家单位的围墙砸开了一个大口子。死水一搅活，人才开始流动，常州本地的乡镇工厂跟着吃上了红利，外贸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后来，他调离常州，干过省里的总经理，也当过省体改委的副主任。
等他彻底老了，离休了，人已经虚弱得只能躺在病房里，那张白色的被面上却依然铺满了《中小型工业企业管理》的教材校对稿，那双拿了一辈子车间图纸和改革批文的手，就那么微微哆嗦着，捏着笔，顺着字里行间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往后抠。
2019年，这位老市长闭上了眼睛，享年87岁。
有人说，评价一个地方官的好坏很难找到标准。但看看今天还在运转的学校，看看当年那些从铁饭碗里走出来的人，所谓“务实亲民”，或许也就是一辈子盯紧这几件实实在在的硬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