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一生进退从容，得志不骄，逆境不馁。1960 年初，他受案件牵连调离军队，赴吉林担任农机厅厅长，之后下放金宝屯农场劳动。年近六十的他下地种菜、放牛磨豆腐，和年轻人一同扛粮劳作，始终保持坚韧豁达的心态。

1980年1月，洪学智再次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这个位置，他二十多年前就坐过。

1957年，他已经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彭德怀错案受到株连，原来的军队职务被撤销。1960年，他离开部队系统，调往吉林省，先后担任农业机械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职位一下变了。

抗美援朝期间，洪学智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组织后勤力量应对美军对运输线和供应系统的封锁破坏。回国后，他进入总后勤部。到了吉林，摆在办公桌上的不再是战场运输、弹药和部队供应，而是农业机械、地方工业和生产管理。

调令下来以后，他就在这套新的行政体系里工作。
这一段经历持续了十年，并没有直接通向农场。1960年调任吉林时，洪学智仍然担任正式行政职务；1970年才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两次变化相隔十年，性质也不同。

前一次是离开军队领导岗位转入地方工作，后一次则连正常的行政工作也失去了。

1970年到金宝屯胜利农场时，洪学智57岁。
农场实行军事管制，他和年轻知青住土房、睡土炕、吃集体食堂，劳动由军管会安排。

刚到那里，没有固定活计，他便清扫院子。后来，他被安排到粮库旁养猪，与知青孙炎锋一起照料50头猪。

猪拱坏圈栏，两个人赶猪、修圈，又找酒糟掺进饲料。
还留下了他种菜、放牛、磨豆腐、搬粮的片段。年近六十，农场分下来的体力活照样要做。过去的上将军衔、志愿军副司令员和总后勤部部长经历，在这里既不能减少劳动量，也不能改变他的身份。

每天面对的，就是土房、猪圈、粮库和具体活计。

可洪学智并没有因此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一次秋收以后，附近群众进入已经收过的玉米地捡拾散落粮食，护青人员把人往外赶。
洪学智看见后，去找军管人员交涉。他提出，庄稼已经收完，地里剩下的玉米很快就会被翻入土中，而附近群众生活困难，没有必要阻止他们拾取。

后来，农场放宽了群众捡拾落地玉米的限制。
这件事发生时，洪学智自己也是被管理的一员。他手里没有省厅负责人的行政权力，更没有过去在军队里的指挥关系。能做的只是找到管事的人，把问题摆出来。

1971年春，又发生了一件事。孙炎锋和几名知青因为用扑克牌“算命”受到批判。
洪学智找到负责人员，提出年轻人有错误可以教育，不应轻易上升成严重政治问题。孙炎锋后来没有继续遭受原先那种追逼，一批有相近遭遇的知青也随之摆脱了这场批判。

同住的孙炎锋后来记下，洪学智在农场并非没有痛苦，也会因一些事情发怒。

那些日子并不存在一个始终轻松、始终谈笑的洪学智。扫院、养猪、参加劳动，与个人的痛苦同时存在；为拾粮群众开口，为受到批判的年轻知青交涉，也发生在同一段日子里。

洪学智在金宝屯留下的分量，也正在这里。忍受处境只是其中一部分，他没有把自己缩成一个只等结论的人。分到劳动，就把活干下去；碰到具体的人受到不当处置，还会走到管理人员面前交涉。职位和权限已经被压到很低，处理事情的习惯仍在运转。

1972年，在毛主席、周恩来过问后，洪学智解除劳动改造。
1974年，他出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重新进入地方工业管理岗位。1977年9月，又出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此后，他参与整顿军工生产秩序，抓武器生产质量，也处理军工企业恢复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这段轨迹里，1960年的吉林并不是一个等待回北京的驿站。农机、重工业、石油化工，这些工作占去了他此后十多年的时间。等到重新进入国防工业系统时，洪学智带回去的也不只有过去的军队后勤经验，还有长期在地方生产部门工作的经历。

1980年再次执掌总后勤部后，他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后勤问题，整顿工作秩序，推动全军后勤重新进入正常建设轨道。随后又围绕现代战争需要调整保障体系，推进战略、战役、战术供应管理。

二十年间，洪学智能够支配的东西曾经一层层减少，又一层层增加。

军队领导岗位没有了，他去管农机和工业；行政岗位也没有了，他去扫院、养猪、参加劳动；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他又去管石油化工、国防工业和全军后勤。

金宝屯那段日子最重的地方，并不在一个上将究竟扛过多少袋粮、磨过多少豆腐。
57岁的洪学智已经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职位，却仍在一件件处理落到眼前的事。十年后，他重新坐进总后勤部部长办公室，桌面上摆着的，已经换成一套需要整顿和重建的全军后勤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