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1940年，邓颖超和李鹏在重庆的合影。
很多人直接将李鹏视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李鹏本人对此曾做过专门的解释，他在2014年夏天出版的回忆录中，特地提到的这一传言，并说：“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我和他的关系就是老同志和烈士后代的关系。”

1958年春节，三十岁的李鹏把朱琳带到北京，去见赵君陶。
几个月后，两人登记结婚。晚饭由赵君陶出面，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摆了两桌，来的主要是赵家在北京的亲友。1959年朱琳怀孕，又住到赵君陶身边待产。

1961年第二个孩子临产前，长子李小鹏被送到北京，由祖母照料。

李鹏成年后的婚姻、孩子，始终和母亲赵君陶紧紧连在一起。

1985年冬，赵君陶去世。李鹏把母亲的骨灰送往海口，与早已长眠在那里的李硕勋合葬。父亲牺牲五十四年以后，这个家庭重新合在了一处。

可李鹏身边还长期有另一个称呼，“邓妈妈”。
1940年，十二岁的李鹏准备离开重庆前往延安，与邓颖超留下了一张合影。此后几十年，他一直这样称呼邓颖超。2014年出版回忆录时，李鹏却专门写下一句话：“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

一个叫了几十年的“妈妈”，为什么没有变成“养母”？
事情要从李硕勋留下的那封信说起。
1931年9月4日，李硕勋被囚禁在海口。他已经知道自己很难活着出去，给赵君陶写下绝笔，里面没有安排妻儿投奔哪一户人家，只留下“惟望善育吾儿”的嘱托。

第二天，他被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赵君陶当时已有身孕，后来生下女儿李琼，又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回到四川。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她以教书所得供养儿女上学、补贴生活。

李鹏三岁失去父亲，却并没有失去母亲。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生活方式。1939年，赵君陶到重庆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工作。邓颖超当时参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赵君陶经她推荐，担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同时承担党的秘密工作。

赵君陶在那里一直干到抗战胜利。
李鹏则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母亲在保育院，儿子在学校，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被战争和工作拆开。

1940年秋，育才学校开学不久，李鹏接到准备赴延安的通知。他和母亲赶到重庆，来到曾家岩五十号。

李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在这里。
多年以后，他写这一段经历时，用的是“我们”。他和其他烈士子女一样，称周恩来“周伯伯”，称邓颖超“邓妈妈”。这两个称呼并不是李鹏一个人的家庭称谓，而是出现在一群烈士子弟与革命长辈之间。

曾家岩又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长期安稳生活的普通住宅。
这里人员往来频繁，处在国民党方面的严密监视之下。李鹏没有久住，随后转到八路军办事处一带，等待前往延安。

母亲继续工作，邓颖超参与安排，办事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护和转移。
孩子只有一个，围在他身边承担责任的却有母亲、学校、机关和多位革命长辈。

1941年初，李鹏到达延安。他此后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中学、自然科学院本科班学习。1945年11月入党，1946年转往张家口学习，随后进入晋察冀电业系统工作。1948年9月，又根据党组织安排赴苏联留学。

少年时期从重庆到延安的那套成长路径，一直延续在学校、组织和工作单位之间。

周恩来、邓颖超并没有因此淡出李鹏的生活。
李鹏的回忆中保留了延安时期与他们接触的经历，同时也提到任弼时、陈云等老同志给予过帮助。

一个烈士子弟的成长，被许多长辈、学校和组织共同托住，并没有集中到某一对夫妇的家庭名下。

几十年后，称呼仍然没有变。
1992年邓颖超去世，李鹏和朱琳敬献花篮，缎带上仍写着“痛悼敬爱的邓妈妈”。少年时代形成的感情，被他一直保留到了六十多岁。

但到了2014年，李鹏给“养子”这个身份划了一道明确的线。
他在回忆录里解释，周恩来、邓颖超关心的烈士子弟并不止他一个，对其他战友的子女也同样给予关怀，他们都称二人为“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确有长期的照料、教育和亲近感情；赵君陶也从未退出儿子的家庭生活。一个负责婚事、照料儿媳和孙辈，最后与丈夫合葬；另外两位在战争年代照料烈士之子，安排学习、生活和转移。

1940年那张照片留下的是前一种时代环境里产生的亲属式感情。

七十四年后，李鹏亲手写下的“不是养子”，留下的则是他对家庭身份的界定。“邓妈妈”没有变，李硕勋、赵君陶之子的身份也没有变。两条线，就这样一起走过了他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