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养老，写信给市委申请分套低层公房。时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看清来信后，竟狠心在申请上画了叉！

左焕琛把画了叉的申请轻轻推到桌角。秘书进来送文件，瞥见那个叉，脚步顿了一下。

“副市长，这……”

“按程序退回去吧。”左焕琛没抬头。

秘书拿起文件，走到门口又回头：“其实……老专家的贡献，特事特办也不是不行。”

左焕琛这才抬眼：“开了这个口，明天就会有十个‘特事’找上门。”

屋里静了会儿。秘书带上门出去了。

那天晚上左焕琛没回住处，在办公室坐到很晚。她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1956年全家在洋房前的合影。父亲穿着白衬衫站得笔直，她那时才十岁，揪着父亲的衣角。

电话响了。是重庆的弟弟打来的。

“姐，爸今天问我信有回音没。我说还没那么快。”

左焕琛捏着话筒：“嗯。”

“其实爸这几个月腿脚更不好了，下楼都得扶墙。他总念叨上海弄堂里的生煎。”

“我知道。”

弟弟沉默了几秒：“姐，你就不能……”

“不能。”左焕琛打断他，声音很轻，“我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能。”

挂掉电话后，她看着窗外上海的夜色。远处有新盖的楼房，灯火通明。她知道那些楼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房子，普通工人、教师、医生。她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先人后己。”

两个月后，重庆又来电话。这次是妹妹。

“爸住院了。不是很严重，就是老了。”妹妹顿了顿，“他让我告诉你，别为难。”

左焕琛当天晚上去了趟房管局。局长亲自接待，听说来意后翻了半天本子。

“副市长，现在确实紧张。不过……”局长压低声音，“下个月虹口有批旧房改造完成，可以腾出一套一楼的。”

“按规定排队的下一户是谁？”

“一个小学老师，三代五口人住亭子间。”

左焕琛点点头：“给他吧。”

走出房管局时已是深夜。司机问去哪儿，她说随便开开。车经过外滩，经过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医院旧址，现在那里是一座新商场。

她让司机停车，一个人在江边站了会儿。江风很大，吹得外套哗哗响。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时，左焕琛正在主持一个住房分配工作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关于公平分配方案的汇报，手里的笔在纸上无意识地画着。

散会后，秘书匆匆过来：“重庆的电话，说老人家可能就这两天了。”

左焕琛订了当晚的机票。飞机起飞时，上海下起了小雨。她从舷窗望出去，这座父亲思念了四十年的城市渐渐模糊在雨雾里。

病房里很安静。父亲醒着，看见她，眼睛亮了一下。

“你来了。”声音很轻。

“嗯。”左焕琛在床边坐下，握住父亲的手。那双手曾经握过手术刀，现在瘦得只剩骨头。

“房子的事，不怪你。”父亲说，“是我不该写那封信。”

左焕琛摇头，说不出话。

“我后来想明白了。”父亲慢慢说，“你是对的。我们左家的人，不该开这个头。”

护士进来换药。父亲等她出去，才又开口：“我梦见老房子了，窗台上的茉莉花开了。”

左焕琛记得那株茉莉。小时候夏天，父亲总在傍晚浇水，整个弄堂都是香的。

父亲闭上眼睛，像是累了。过了很久，就在左焕琛以为他睡着时，听见他轻声说：

“把我撒进长江吧。江水会流到上海的。”

三天后，父亲走了。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有他救过的病人，有他带过的学生。左焕琛站在家属行列里，听着那些陌生人口中的父亲——严谨的医生、耐心的老师、把手术津贴全捐给科室买书的前辈。

回上海的前一晚，她去了父亲在重庆的住处。一套老式公房的三楼，楼梯陡得很。她扶着墙慢慢走上去，想起弟弟说父亲最后几个月上下楼都要扶墙。

屋里陈设简单，书桌上摊着一本《上海掌故》，翻到外滩那一页。旁边有本旧相册，她翻开，看见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背面是父亲的字：“焕琛十岁摄于家中。”

她把相册放回原处，关上门。下楼时在二楼转角停了停，那里墙上有个模糊的印记，像是有人长期扶握留下的。

回到上海后，左焕琛继续主持住房分配工作。那年秋天，上海启动了最大规模的老旧公房改造。她在一次调研中，去了虹口那片已经完成改造的房子。

那个小学老师分到了一楼的两间房，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她，老师擦了擦手过来：“副市长，谢谢您。孩子现在有地方写作业了。”

左焕琛看着晾衣绳上飘动的校服，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父亲那件洗得发白的手术服。

“应该的。”她说。

车子离开弄堂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秋阳正好，照在那些新刷的窗框上，明晃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