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林忆莲向李宗盛提出离婚，李宗盛坦言：我年近半百，却要妻离子散，真的是嚎啕大哭，有天接到了前妻朱卫茵的电话。她问他还好吗，说自己刚刚从湾仔那边回来，经过一个唱片店，听到店里在放《当爱已成往事》。她说那一刻还是有点恍惚。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香港那边的风声从听筒里灌进来，呼呼的，跟台北冬天的雨不一样。我说我还行，就是家里空得慌。她说她明白，当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只是那时候她还年轻，还有力气哭。现在年纪上来了，哭都哭不出，光觉得胸口堵。
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道接什么了。我们离婚那么多年，平时几乎不通电话，逢年过节发条短信就算交代。今天她专门打过来，肯定不只是为了说她在湾仔听到一首歌。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停了几秒，说老李，你要是心里过不去，就来香港住几天。我说去香港干什么。她说也不干什么，就是换个地方喘口气。你在台北那个房子里，到处都是她和孩子的影子，你待着只会越来越沉。
我本来想说不用，我一个大男人，不至于连这点事都扛不住。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她说得对。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先听见厨房里水壶响，那是忆莲以前煮咖啡的习惯，其实她已经搬走三个月了，水壶早就不在了，是我的耳朵在骗我。我坐在床边发愣，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个钟头。
挂了电话以后，我盯着客厅那架钢琴看了很久。琴盖上落了一层灰，我伸手一抹，手指头黑了一道。以前这架琴一天要响好几个小时，忆莲写歌的时候喜欢坐在那儿，我在厨房煮面，听见她弹一段停下来，再弹一段，反反复复。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忽然觉得这房子像一个大棺材，我在里头躺着，还没死透。
第二天我就买了去香港的机票。没跟任何人说，就带了一个包。上飞机前我给朱卫茵发了条短信，说几点到。她回了一个字：好。
到香港的时候是下午，天阴着，但没下雨。她来机场接我，穿一件灰毛衣，头发剪短了，比离婚那会儿瘦了不少。我们俩见了面都有点尴尬，站了两秒钟，她伸手把我的包接过去，说走吧，车在那边。路上她没怎么说话，我也没怎么说话，就看着车窗外面那些高楼往后退。到了她家，她给我倒了杯茶，说你先睡一觉，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睡到天快黑才醒。她带我去湾仔一家小馆子吃饭，地方不大，桌子挨着桌子。吃到一半，她忽然说，老李，你知道那家唱片店在哪儿吗。我说不知道。她放下筷子，说就在前面那条街，我昨天经过的时候，店里放的就是你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我站在门口听了整首，听完了才走。
我说你何必呢。她说不是何必，是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当年我跟你离婚，所有人都觉得是你负了我，我也这么觉得。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咱们俩的问题不是谁负了谁，是咱们都太要强，谁也不肯先低头。你现在跟忆莲走到这一步，是不是也这样。
我没说话。因为她说到了根上。忆莲提离婚的时候，我不是没想挽留，但我张不开嘴。我觉得我写了几百首歌，什么词都写得出，偏偏到了自己身上，一句软话都说不出来。她看我不说话，又说，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翻旧账。我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心里还有她，就别端着。你端到最后，人走了，你抱着那些面子过一辈子？
那顿饭吃完，我走在香港的街上，风挺凉的。我掏出手机翻到忆莲的号码，看了半天。朱卫茵走在我旁边，也不催我，就慢慢走。我最后没打那个电话，但我把手机收起来的时候，心里那个堵着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我对朱卫茵说，谢谢你。她说谢什么，我也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当年我要是有人跟我说这些话，可能咱们也不会走到那一步。
我在香港住了四天。走的那天她去送我，在机场她说，老李，回去以后别老一个人待着。我说知道了。上了飞机，我系好安全带，闭着眼睛想，这半辈子写了那么多情歌，其实最该写的那一首，我一直没写出来。歌名叫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我知道开头第一句该写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