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阁楼里只剩下一只翻倒的粗瓷茶杯，杯口还冒着一点热气，地面上的水渍也没有干。史济美没有急着追问，他看了一眼现场，马上判断出人刚走不久。
 
他命令手下守住各个巷口，华界和租界交界处加派人手，还要盯住可能出城的路线。问题是，上海的街巷像一张乱网，王世英又不是只会沿大路逃跑的人，明面上的关卡真能拦住他吗？
 
王世英很快换了第一层身份。
 
他混进一支送殡队伍，低头跟在人群后面，披麻戴孝的白布遮住了半张脸。哀乐声、人群和雨后的街道，正好把他的行动藏了起来。巡捕简单看了一眼，便挥手放行。
 
刚过哨卡，他没有继续跟着队伍走，而是闪进侧巷，脱下孝服，露出里面准备好的蓝布工装，又戴上一顶旧鸭舌帽。看上去，他已经从送殡队伍里的家属，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
 
可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是关卡，而是熟悉的联络点。
 
王世英原本要去张记裁缝铺，但他没有直接靠近，而是在两条街外的茶馆坐下，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他盯着对面洋货店的橱窗，把裁缝铺门口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半个小时里，三个陌生面孔在裁缝铺附近来回晃动，其中一个假装买烟，眼睛却一直往铺子里看。这个细节说明，史济美不只是守住大路，连可能出现的接头点也已经布置了人。
 
王世英没有冒险。
 
他从茶馆后门离开，放弃这条联络线。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去另一个备用联络点，争取尽快得到组织帮助，另一种是彻底断开联系，靠自己寻找出城的路。
 
哪条路更安全？答案并不简单。
 
备用联络点有可能带来接应，却也可能已经落入监视。独自逃走看上去更稳妥，可一旦迷失方向，既没有消息，也没有后援，危险同样不小。
 
雨越下越大，王世英摸了摸内襟，那里藏着一张没有启用过的证件，是上海电力公司检修工的工作证。照片是他本人，姓名和编号却是假的，这张证件正是为紧急情况准备的。
 
他决定试一次。
 
电报局后巷停着几辆电力公司的维修三轮车，车夫进屋喝茶时，王世英迅速推走一辆，把工具箱挂在车前，换上检修工的姿态，混进了街面。
 
这一步看似普通，实际很冒险。工装和车辆只能帮助他通过初步盘查，真正遇到熟悉业务的人，假的身份随时可能露馅。后来到了电力公司调度站，他拿着证件声称要去江安号检查无线电天线，值班员翻记录时，马上发现船只没有报修。
 
王世英没有慌，只说这是上面的预防性检查，让对方不要多问。值班员犹豫片刻，还是开出了派工单。
 
如果这时对方继续核对，他还能走掉吗？没人知道。也正因为如此，身份伪装从来不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服装、车辆、工具、说话方式和临场反应，缺一环都可能出问题。
 
黄昏时分，王世英先骑车来到苏州河边一处废弃小码头。他没有立刻去码头办事，而是把三轮车藏好，钻进一台旧锅炉的膛内，准备在那里熬过一夜。
 
半夜，整齐的皮靴声从废铁堆外传来，手电光不断扫过四周。特务奉命搜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王世英蜷缩在冰冷的铁壳里，手指摸到了工具箱里的一把扳手。
 
光柱几次扫过锅炉裂缝，最近时只隔着一层锈铁皮。有人踢了踢旁边的破木箱，骂了几句，脚步终于慢慢远去。
 
这一夜，他几乎没有真正睡着。天亮后，他满脸煤灰，从锅炉里爬出来，用河水擦了擦脸。史济美的追捕已经逼到眼前，再去已知联络点，风险只会更高。
 
王世英把目标定在了码头。
 
上午九点，他来到十六铺码头附近的电力公司调度站，拿出那张假证件，申请登上江安号。江安号是一艘开往汉口的中型客货轮，乘客和货物正在装船，船还有一小时开航。
 
值班员查不到报修记录，王世英便用预防性检查搪塞过去，最终拿到了派工单。他把三轮车留在岸边，拎着工具箱登上跳板。
 
船员询问来意，他亮出派工单，只说自己负责检修天线。进入船舱后，他没有马上摆弄工具，而是找了个能看见码头的舷窗，静静观察岸上的动静。
 
汽笛响起，跳板收回，缆绳解开，江安号缓慢离开码头。王世英一直盯着岸边，直到船驶过吴淞口，确认史济美的人没有追上来，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松开。
 
他打开工具箱，底层除了几样工具，还压着几张空白证件和一小卷应急经费。随后，他换下检修工装，穿上一套半旧西装，转眼成了一个普通生意人。
 
这次脱险靠的不是某一个巧妙伪装，而是连续几次判断。送殡队伍解决了第一道关卡，茶馆观察让他避开了已经暴露的裁缝铺，维修三轮车帮助他穿过盘查，最后又借电力检修身份登上江轮。
 
但其中任何一步都不是稳稳当当。裁缝铺附近已经有人监视，调度站也查出了报修记录，废弃码头更差点被搜到。
 
江水向西流去，上海的街景逐渐缩小。对王世英来说，这只是暂时脱险，史济美不会轻易收手，真正的斗争还在后面。
 
不过至少在这一天，他活着离开了追捕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