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夏天，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小四合院里，鲁迅忽然对结发妻子朱安说：“日本有一种小吃很好吃，”朱安怯生生地搓着双手，忙不迭应和：“是，大先生，我也吃过”，鲁迅皱起眉头盯着朱安看了几眼，转身扬长而去，从此一生不再与她说话。

1899年，朱安已经二十多岁了，放在今天这年纪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她已经成了长辈口中的“老姑娘”。

朱家本是浙江绍兴一带的官宦人家，可这些年已不比往昔，媒人提到周家，说他们那边出了个少年才子，又说两家门当户对，“金玉良缘”天注定，双方长辈都觉得这门亲事妥帖至极。

但远在南京读书的鲁迅却并不这么想，当时的鲁迅深受新式教育的熏陶，对“包办婚姻”这些陈旧礼教十分抵触。

他一听家里替自己订下婚事，心里就怒火翻滚，立刻写信回家，明确表达自己绝不愿意结这门婚，还劝朱家另择良人。

然而，他的母亲鲁瑞铁了心，生怕退婚会影响两家的名声，怎么都不同意鲁迅的意见，最终，这场婚事还是办了下来。

鲁迅虽勉强答应，却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朱安放脚，二是让她入学堂读书，在朱安的认知里，小脚是女子贤良标志，读书更是“不正经”的人才去做的事，她拒绝了这两个改变她未来生活的机会。

1906年，朱安正式嫁入周家，但她不知道，这场婚礼上，她的丈夫心里只有不甘，不出意料，新婚当晚，鲁迅便将自己的东西搬到隔壁房间，只让新娘独守那间新房。

短短三天后，鲁迅就借故离家，远赴日本继续求学，朱安到港口送别，看着船逐渐消失在视线尽头。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谋来一份教职，回绍兴探亲时，他仍然住在家里，但与朱安的关系简直比陌生人还冷漠。

鲁迅见母亲鲁瑞时会聊些家事，但对朱安几乎毫无交流，甚至连她的房间都不愿踏入。

不久后，他设计了一个避免正面交流的方式——将一个装着换洗衣物的旧木箱子放在床下，朱安取出脏衣服洗净后，再原样放回去，整个过程，两人甚至连一言半语都不需要多说。

1914年，朱安的一封信让本就疏离的关系雪上加霜，信中，她小心翼翼地向鲁迅提议纳妾：一来可以分担家务，二来她觉得，自己不能替周家延续香火，总要另找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朱安满心是为鲁迅考虑，可她的真心却被他斥为“颇谬”，这些不满也写进了鲁迅的日记，自然没有回信，和丈夫之间的距离因此越发遥远。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鲁迅变得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写作和社会斗争之中，1925年，一个名叫许广平的女子以学生身份进入了鲁迅的生活。

两人从书信开始交流，到后来频繁见面，关系愈加亲密，彼时，朱安隐隐察觉到变化，提出让鲁迅纳妾——这并不是为了争夺感情，而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尝试维系这个家庭。

但鲁迅对此依旧毫无回应，朱安终于明白，许广平的出现，已彻底占据了鲁迅心里的位置。

1936年鲁迅去世后，朱安独居于老房中，她不愿离开周家，也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只能守着鲁迅留下的衣物书籍度日。

到了1944年，经济窘迫的她一度萌生出售鲁迅藏书换钱度日的想法，这件事传开后，许广平和一些进步人士迅速出面劝阻，甚至筹措生活费寄给朱安。

朱安叹了一句令所有人动容的话：“你们总说鲁迅的东西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吧！”晚年的朱安，孤单与无助更甚，她对鲁迅的期待却始终未曾真正放下。

1947年夏天，朱安病重，她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希望能按照绍兴老礼节安葬，更提出愿与鲁迅合葬。

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最终被安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她一生的守候，还是没能换来与鲁迅的一席之地。

纵观朱安的这一生，她似乎从未真正离开属于她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