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公社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文书老金把烟按灭，抬眼看了看姚祚塘。“小姚，你这话说得轻巧。李阿妈户口不在这儿，更不在上海。她跟着你们，算怎么回事？”

林小兰往前挪了半步。“金文书，这十年，都是阿妈在照顾我们。她没儿没女，我们就是她的儿女。”

老金翻开一本册子，手指划过一行行名字。“政策是政策。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带着一个没户籍的老人进城，她的口粮哪里来？住哪里？生病了怎么办？这些实际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想过了。”姚祚塘声音不高，“我们回上海，有工作，有父母帮衬。总能挤出她一口饭吃。”

老金合上册子，叹了口气。“这样，你们先写个书面申请。我往上报。但别抱太大希望。”他顿了顿，“还有，李阿妈自己愿意吗？”

夫妻俩对视一眼。这正是他们心里最没底的事。

往回走的路上，天已经擦黑。林小兰低着头，看着脚上李阿妈纳的棉鞋。“阿妈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姚祚塘没立刻回答。他想起自己得肝炎那年，烧得糊里糊涂，是李阿妈守在炕边，一勺一勺给他喂药汤。药苦，她就在旁边放一小碟自己腌的苏子叶，让他抿一口去苦味。

“得让她知道，”姚祚塘说，“我们离不开她。不是她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她。”

到家时，屋里亮着灯。李阿妈正坐在炕沿上，就着灯光补姚祚塘的一件旧衬衣。小延民趴在她腿上，已经睡着了。

“回来了？”李阿妈抬起头，手里针线没停，“公社怎么说？”

林小兰挨着她坐下，接过针线。“让写申请。”

李阿妈“嗯”了一声，不再问。屋里安静下来，只有针穿过布的细微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李阿妈才开口，眼睛还盯着手里的活计。“你们俩，带着孩子，安心回。我在这儿挺好，乡亲们都熟。去了上海，我话也听不懂，路也不认识，净添麻烦。”

“阿妈，”姚祚塘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没有您，我和小兰在延边活不下来。这个家，少了谁都不行。”

李阿妈避开他的目光，手微微有点抖。“我老了。上海那样的大地方，我去做什么。”

“家里需要您。”林小兰握住她粗糙的手，“延民是您带大的，他离不开您。我也……我也离不开您。您不在，我心里空落落的。”

李阿妈抬起手，抹了一下眼角。这个动作很快，但姚祚塘看见了。

这时，小延民醒了，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看见奶奶在擦眼睛，立刻爬起来，小手抱住她的脖子。“阿迈，你哭啦？”

“没有。”李阿妈搂紧他。

“阿迈，我们一起走。”延民把脸贴在她颈窝，“我要天天跟你睡。”

李阿妈抱着孙子，背微微佝偻着。很久，她才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好。”

申请交上去后，是漫长的等待。姚祚塘每天下工都绕到公社去问一趟。老金从最初的“还没消息”，到后来的“急什么”，再到有一天，他朝姚祚塘招招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盖了章的纸。

“批了。”老金说，“但后面的事，就靠你们自己了。”

姚祚塘拿着那张纸，站在公社门口，风吹得纸哗哗响。他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里兜，按了按。

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坐着吃饭。姚祚塘说：“批下来了。”

李阿妈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哦”了一声，把一块鸡蛋夹到延民碗里。

“阿妈，”林小兰说，“到了上海，咱们还住一块儿。我爸妈把房间都收拾出来了，朝阳的，您肯定喜欢。”

李阿妈点点头，没说话，只是又给姚祚塘夹了一筷子泡菜。

夜里，姚祚塘起来喝水，看见李阿妈那屋还亮着灯。门缝里，她正坐在炕上，慢慢翻着一本旧相册。那是平时收在箱子最底下的，里面有些褪色的照片，还有几张延民小时候用蜡笔画的画。

姚祚塘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他悄悄退回自己屋里，对醒来的林小兰摇摇头。“让阿妈自己待会儿吧。”

他知道，老人正在和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一件一件地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