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养老，写信给市委申请分套低层公房。时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看清来信后，竟狠心在申请上画了叉！ 现在很多人总想着沾祖上的光，靠着祖辈名气走捷径、享特权，但一百多年前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他家的后代，彻底打破了“功臣后代必享福”的刻板印象。

左焕琛放下笔，把那张纸推进文件堆里。她没抬头，只是摘了眼镜，用手指按了按眉心。

电话响了。是她哥哥从重庆打来的。

“爸今天下楼又差点摔了。”哥哥的声音有点哑，“他说上海有电梯的房子少，低层的公房方便些。”

左焕琛看着窗外：“我知道。”

“那申请……”

“不符合规定。”她说得很快，说完停顿了一下，“爸的身体，请个护工吧，费用我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是要你破例。就是爸年纪大了，总念叨上海。他说以前在华山医院出门诊，病人排长队，他现在走路都难。”

左焕琛没接话。她想起父亲离开上海那年，自己才十几岁。父亲把钥匙交上去的时候，她站在旁边，记得父亲说：“房子是国家的，人走了就要还。”

“哥，”她开口，“爸当年还房子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哥哥在电话里笑了声，有点苦。“能怎么想？觉得爸傻呗。后来在重庆住了几十年筒子楼，冬天冷夏天热，妈抱怨过，爸就说‘有地方住就行’。”

“现在呢？”

“现在……”哥哥顿了顿，“现在觉得他大概是对的。人活一辈子，图个踏实。”

挂掉电话，左焕琛重新戴上眼镜。秘书敲门进来，递来几份文件。最上面是另一份住房申请，申请人是个普通工人，工伤残疾，一家五口挤在十五平方米的亭子间。

她仔细看完，签了字。

晚上回家，她给重庆写了封信。信里没提房子，只说了些上海的变化：以前父亲常去的面馆还在，医院老楼翻新了，梧桐树比从前更高。她在最后写：“等天气暖和些，我接您来上海住段时间，住我家里，天天陪您下楼散步。”

信寄出一个月后，父亲回了信。字迹有点抖，但很工整。信上说：“知道你们都忙，不用特意接我。重庆的医生护士对我很好，上下楼有人扶。公家的事该按规矩办，这个道理我懂。你好好工作，别为这事分心。”

左焕琛读完，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她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书桌前，继续看当天没看完的文件。

那年秋天，左景鉴没来上海。他让儿子转告左焕琛：“当副市长责任重，别让人说闲话。”

左焕琛去重庆出差时，特意去医院看他。老人住在六楼，没有电梯。她爬上去，进门时有点喘。

父亲正坐在旧藤椅上看报纸，见她来了，摘下老花镜。“爬楼累吧？”

“还好。”她在旁边坐下。

“当年在上海，我每天爬四楼查房，一天跑十几趟。”父亲把报纸折好，“现在不行了，爬一趟得歇三次。”

左焕琛从包里拿出几盒上海点心。“您爱吃的。”

父亲看了看点心，又看看她。“工作还顺利吗？”

“顺利。”

“那就好。”老人点点头，没再说别的。

临走时，父亲坚持送她到楼梯口。左焕琛下了两层，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那儿，手扶着门框。

“爸，”她仰头说，“明年我再来。”

父亲挥挥手。“快走吧，天要黑了。”

1997年春，左景鉴在重庆去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在他抽屉里发现那封左焕琛写的信，保存得很好。一起收着的还有几十张病人寄来的感谢卡，和一些老照片。

葬礼很简单。左焕琛站在人群里，听哥哥念悼词。当念到“一生清白，问心无愧”时，她微微低下头。

回上海前，哥哥交给她一个小木盒。“爸留给你的。”

盒子里是枚旧党徽，边缘磨得发亮。底下压着张纸条，是父亲的笔迹：“给焕琛。公是公，私是私。”

左焕琛把党徽别在内袋，坐上了回程的火车。窗外田野向后掠过，她想起很多年前，父亲教她认字时说的话：“人字好写，一撇一捺。但要站直了，不容易。”

她闭上眼睛。火车一路向东，开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