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两江总督陶澍病危，面对想吃绝户的亲戚，怕死后7岁儿子被啃得渣都不剩！于是，他将7岁稚子和家业，托付给了一个连考连败的举人左宗棠！
灵堂的香还没燃尽，左宗棠已经叫管家把陶家所有男丁，无论亲疏，全请到前厅。七岁的陶桄被他牵在手里，孩子的小手冰凉。
人到齐了，左宗棠让管家摊开一张纸。“这是陶公弥留时，当着县尊面立下的嘱托文书，”他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上面写明了，陶桄成年前，家业由我左季高暂管。各位都是陶公血脉，今日请来，就是做个见证——谁有异议，现在说出来，我们立刻去县衙。”
厅里一片死寂。一个胖墩墩的堂兄最先憋不住：“左举人，你一个外姓，还是个白身，凭什么管我们陶家产业？”
左宗棠从袖中掏出另一张纸，轻轻放在桌上。“凭这个。”那是去年江宁府核发的盐引底簿副本，上面记着陶家三处盐号半年来被这个堂兄私下挪走的款子，数目、日期、经手人画押，一清二楚。“就凭这个，我现在就能送你去见官。”他看着对方瞬间惨白的脸，“你还觉得我没资格管么？”
没人再敢出声。
第二天起，左宗棠做了三件事。一是把陶桄带在身边，同吃同住，读书写字亲自教；二是将各处田契、商铺账本全部封存，钥匙自己拿着，日常开支只凭他签字才能支取；三是给所有庄头掌柜立了新规矩：每旬报账一次，交来的账簿，他当晚必核对完，错一处，扣一成年钱。
半年后，陶家一个远房叔公从乡下赶来，带着两个壮汉，说是接侄孙去“住些日子，换换水土”。左宗棠没拦，只是让家丁备车。“去可以，”他对那叔公说，“我和桄儿同去，再请上两位衙门的差爷一路照应。到了您府上，咱们当着左右乡邻的面，把陶桄名下该分的那份祖产交割清楚，立字为据。您府上预备好账房先生没有？”
那叔公支吾半天，最后说孩子还是留在老宅读书更好，茶都没喝就悻悻走了。
最难缠的是陶澍的一个妾室，姓周。她带着个两岁的男孩，声称是陶公遗腹子，要来分家产。左宗棠没跟她争辩，只派人去她娘家所在的村子暗访了半个月，带回了稳婆和邻居的口供：那孩子落地时间，比陶公最后一次回家早了足足四个月。
证据摊开那天，周氏哭闹着要撞柱子。左宗棠让管家端来一盘银子。“这是一百两，”他语气平静，“你拿去，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若再闹，这些就是送你见官的盘缠。”周氏收了银子，第二天就离开了安化。
左宗棠在陶家一住就是八年。八年里，他白天教陶桄经史，夜里就泡在陶澍的藏书楼里。那一屋子关于漕运、盐政、边防的典籍图册，他一本一本啃下来。没有考官问他策论，他就自己给自己出题：西北旱地如何屯田，江淮水患怎样治理。
陶桄十五岁那年，左宗棠开始带他巡视各处产业。看田庄，就教他怎么看土质、估收成；进商铺，就让他站柜台后头听掌柜怎么谈买卖。年终盘账，左宗棠让陶桄坐主位，自己在一旁提点，一笔一笔对给族人们看。
道光二十七年秋，陶桄十六岁生日。左宗棠在祠堂摆了酒，请来族老和县衙户房书吏。三箱账册地契抬到正中，他让陶桄亲自开箱，一份一份念，一样一样点收。两千多亩田，十几处铺面，八万两本金，不仅没少，还添了六千多两盈余。
全部交接完毕，左宗棠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那把掌了八年的黄铜钥匙。他把它放到陶桄手里。“你父亲当年给我的，今天还给你。”说完这句，他转身对众人拱手，“季高使命已毕，就此别过。”
三日后，左宗棠背着个青布包袱离开了安化。包袱里没有金银，只有几册他自己手抄的《西北水利辑要》。
陶桄站在门口，一直望到那青色身影消失在官道尽头。他手里攥着的钥匙已经被焐热。他知道，自己接过来的不止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