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办了三件事,让满朝文武寒了心,没人想再替他卖命!
陈新甲的脑袋滚落在刑场泥地里时,朝班里一片死寂。崇祯帝朱由检坐在乾清宫的御座上,指尖冰凉。他刚刚批复了“着即处斩”的朱批,墨迹未干。窗外是崇祯十七年正月凛冽的风,可他觉得闷,闷得喘不过气。他知道,台下那些垂首肃立的大臣们,此刻心里转着什么念头。
“下一个是谁?”他几乎能听见他们无声的诘问。
兵部衙门的后堂,几封密函的抄本散落在桌上,像烫手的火炭。那是与关外皇太极往来议和的文书,本该深锁在陈新甲的密室。怎么流出去的?崇祯不愿深想。他只记得陈新甲最后一次被召见时,那张因急切而涨红的脸:“陛下,闯贼势大,关外暂缓,此乃权宜之计啊!”当时自己是点了头的,甚至亲手将那几封盖了私印的密旨交给他。可如今,满朝清流唾骂“丧权辱国”,言官的奏章雪片般飞来,每一本都要求严惩“奸佞”陈新甲。
崇祯站了起来,在空荡的大殿里来回踱步。龙袍的下摆扫过光洁的金砖。他想起了祖训,想起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议和?这两个字像毒药,沾上了就是千秋骂名。他走到窗边,望着紫禁城层层叠叠的琉璃瓦。瓦上积着未化的雪,白得刺眼。
“陈新甲,”他低声自语,仿佛在说服自己,“是你办事不密,怨不得朕。”
诏书是他亲拟的:“私通外虏,欺君罔上,罪无可赦。”盖下玉玺的那一刻,他手没有抖。他只是撇开了目光,不去想陈新甲接旨时是何种表情。从此,再无人敢提“议和”二字,也再无人敢为皇帝承揽这等隐秘、肮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他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刚刚签下了一个心腹大臣的死刑,也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把他和整个朝堂隔开了。
腊月的风从山西吹来,裹挟着闯王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喧嚣,和数十万大军逼近的蹄声。北京城像一艘渐渐漏水的巨舟,每个人都能听到木板呻吟的声音。崇祯夜不能寐,常常独自摊开地图,手指从北京慢慢向南移动,划过黄河,停留在长江边的南京。那里有完整的朝廷班底,有富庶的江南财赋,有大明开国的根基。
可他开不了口。
又一次朝会,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李明睿,那个先前私下赞成南迁的翰林,此刻紧抿着嘴唇,站在队列里一言不发。崇祯的目光扫过他,希望他能站出来,力陈南迁之必要,承受那些“弃宗庙陵寝于不顾”的攻讦。那样,自己就可以“被迫”采纳,“勉为其难”地南下,史书工笔,自有臣子承担主要罪责。
然而李明睿深深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不止他,那些平素最能嚷嚷的言官们,此刻也反常地沉默着,或是说着“臣誓与京师共存亡”之类激昂却空洞的话。崇祯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明白了,陈新甲血淋淋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今日谁主张南迁,来日局势若有好转,或是南迁后仍有差池,今日的“首倡之臣”就是明天的“误国之贼”,就是下一个陈新甲。
没有人是傻子。慷慨赴死易,背千古骂名难。尤其这骂名,很可能在需要时,被龙椅上的皇帝轻轻推过来,作为稳固江山和圣名的祭品。
这时,有人提出了折中方案:请太子先行南下监国,皇帝暂留北京,以示坚守。话音落下,无数道目光悄悄投向御座。崇祯感到一阵尖锐的不安,像细针扎进指甲缝。太子朱慈烺,他的长子,已经十六岁了,眉眼间渐渐有了主张。让他去南京?那里有六部,有军队,有完整的朝廷。万一北京不守……唐玄宗蜀中逃亡,太子灵武自立为帝;明朝英宗被俘,弟弟登基为景泰帝。这些故事瞬间涌上崇祯心头。
他放在扶手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不,不行。他抬起眼,声音干涩而坚定:“父子一体,岂可分离?此事再议。”
“再议”两个字,耗尽了最后一点腾挪的余地。也掐灭了明朝南下延续政权最可能的一缕火苗。朝臣们彼此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了焦虑,只剩下一片冰冷的了然,和一种即将尘埃落定的麻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火炮声终于在城外隆隆响起。崇祯像困兽般在宫里奔走,召见这个,询问那个。可得到的回应,除了空洞的“臣等誓死报效”,便是绝望的沉默。他甚至拿出内帑银两,想激励守城士卒,可银子发下去,人心早已散了。
最后时刻,他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平公主,嘶吼着“汝何故生我家!”。他试图带着太监们冲出城,每一个城门都沉重地对他关闭。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煤山的歪脖子老树就在眼前,一根衣带垂下。崇祯脱下袍服,在上面写下最后的话。他提到“诸臣误朕”,提到“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风吹动衣带,也吹动他散乱的花白头发。在这一刻,不知他是否想起了陈新甲,想起了那场无人敢再提的南迁,想起了被他牢牢拴在身边、最终落入敌手的太子。
他的选择,保住了他作为皇帝“死社稷”的个体名节,却以王朝的彻底崩塌和亿万生灵的涂炭为代价。而他最不愿意背负的“亡国之君”之名,终究还是牢牢刻在了史书之上,盖过了他所有的勤政与节俭。那棵树,吊死了一个皇帝,也吊死了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