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想给人民造辆便宜汽车，工程师一撇嘴：“删空车？”希特勒拍桌：“就按这个造！”
1936年，斯图加特的会议室里烟雾弥漫。费迪南德·保时捷把一张草图推到希特勒面前：“元首，按照您的要求，只有四个座位、一台发动机、四个轮子。但按这个方案，我们连最基本的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无法保证。”希特勒站起身，指着窗外：“我不需要保证舒适。我需要保证的是，每个德国工人家庭的车库里都能停着一辆车。”
项目代号“KdF-Wagen”立刻上马。保时捷的团队把所有能砍的成本全砍了：车门用最简单的铰链，座椅用最硬的布料，仪表盘上只留一个时速表。为了省掉散热系统，他们硬是把后置发动机改成了风冷。第一次样车测试时，发动机在行驶半小时后就开始冒烟，悬架颠簸到让测试员下车后呕吐不止。
1937年，沃尔夫斯堡的测试场。五辆样车在碎石路上来回奔驰，每辆车每天跑满十六个小时。保时捷亲自记录故障：第一百二十三次测试，左后悬挂断裂；第二百零五次测试，发动机缸盖开裂。测试主管递上报告：“现有方案下，成本不可能压到一千马克以下。”希特勒在报告上只批了一句话：“那就把马克贬值考虑进去。”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38年。大众汽车厂奠基仪式上，希特勒对着镜头宣布：“这款车的售价将是九百九十马克。”台下掌声雷动，但保时捷知道，这个价格连材料成本都覆盖不了。秘密会议中，财政部长提出方案：推出“KdF储蓄计划”，工人每周付五马克，攒满七百五十马克后获得购车资格——实际上是用预付金填补生产成本。
订单雪片般飞来。到1939年初，超过三十万德国工人报名储蓄计划。生产线上，工人们开始组装第一批量产车。但战争打断了这一切。1939年9月，工厂接到命令：全部转产军用车辆。已经下线的两千多辆民用“甲壳虫”被漆成军绿色，装上简易装甲，变成了战场上的侦察车。
1945年春天，沃尔夫斯堡工厂大半被炸毁。英国占领军指挥官伊万·赫斯特少校走进废墟时，发现了一条还能运转的装配线。德国工程师汉斯·莱德尔找到他：“我们还能造出那款平民车。”赫斯特看着仓库里堆着的军用车辆零件：“用这些？”
莱德尔带着二十几个老工人，把军用车引擎改回民用规格，用库存的帆布拼成车顶，连车灯都是从废弃坦克上拆下来的。1945年圣诞节前，他们拼出了十辆车。赫斯特把车开到英军司令部，上司问：“这算什么？”赫斯特说：“算一个承诺。”
1949年，生产线重新全速运转。当年参与储蓄计划的工人开始收到通知：要么提车，要么退款。大部分人要了车。到1955年，第一百万辆甲壳虫下线时，当初那个“删空车”的玩笑，已经变成了欧洲街头最常见的风景。
最后一辆德国产甲壳虫于1978年下线。生产线关停那天，老工人们在车身上签下名字。它没有停在博物馆里，而是被一个汽车工人家庭开回了家——正是希特勒当年承诺要服务的那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