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探监结束，铁门在身后哐当合上。李淑一站在监狱高墙投下的阴影里，手里攥着那支被推回来的银簪子，簪头冰凉。她知道，自己最后那句话根本没能说动开慧。
回程的路上，李淑一反复回想杨开慧的眼神——那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异常的平静，仿佛许多事都已想定。她回到家，坐立不安，总觉得事情没完。第二天一早，她再次出门，却不是去求人，而是径直去了杨老太太家。
屋里光线很暗，三个孩子依偎在外婆身边。李淑一简单说了探监的情况，老太太听完，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她是不是……交代了你什么？”
李淑一摇头，说没有。老太太却起身，走到屋角一个旧木箱旁，掀开箱盖，从最底下摸出一个薄薄的油纸包。“这个，她入狱前那天晚上给我的。说万一她回不来，让我交给你。我原想着，也许用不上……”
油纸包里是两张叠得方正的信纸。李淑一展开，借着窗户透进的微光看去。纸上没有家书常有的温情絮语，而是一条条极其清晰、甚至有些冷硬的嘱托：岸英已识字，应继续每日习字；岸青体弱，需注意风寒，可寻城南刘郎中；岸龙年幼，饮食宜清淡，不可溺爱。落款处，只有一行小字：“路已选，勿复言。幼子托付，汝素重诺，勿使我失信于稚子。”
李淑一的手有些抖。她明白了，杨开慧在狱中平静地拒绝，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因为早已把身后每一步都盘算好了，连孩子的饮食郎中都想好了去处。这份托付，比任何遗言都重。
她不再试图找人游说何键。眼下最要紧的，是照着那张纸上写的“城南刘郎中”去碰碰运气。她记得，刘郎中的儿子似乎在某处做事，或许能通点关系。
刘郎中是个干瘦的老头，听明来意后，沉吟半晌。“我儿子是在那边做事，”他压低声音，“但那是掉脑袋的勾当。最多……最多能打听打听，里头那位，到底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三天后，刘郎中带来了回音，脸色很不好看。“他们说，要放人绝无可能。但……孩子或许能想点办法，只能一个，还得说是‘重病隔离’，而且要快。”
只能一个。李淑一和老太太对着三个孩子，谁也说不出话。最后是岸英仰起脸，小声说：“让弟弟走吧。我大了，我留下。”
她们选了病得最重的岸龙。借口是肺疾传染，急需隔离治疗。刘郎中的儿子帮忙疏通，手续办得极快，几乎是连夜进行。
孩子送走前一晚，李淑一将那两页信纸缝进了岸龙的棉袄夹层里。她对着昏睡的孩子低声说：“你妈妈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得活下来，才算不辜负她。”
码头风大，一个中年女人抱着裹得严实的岸龙上了小船。船夫撑开船篙，小船很快隐入浓黑的江雾中。李淑一站在原地，手里只剩下那支冰凉的银簪。她完成了一部分托付，但心里清楚，最艰难的那部分——让三个孩子都活下去——她没能做到。
岸龙最终没能撑到成年，在转移途中夭折。消息传来时，李淑一正按信上所写，给岸青熬着驱寒的草药。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把炉火调小了些，继续守着药罐。
许多年后，那支银簪和那两页脆黄的纸一直被她收在一起。有人问起当年的事，她总是摩挲着纸张边缘，说：“她信我，我应了。应了的事，办了一件，也算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