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富尔顿·希恩正式成为真福（blessed）。1948年，希恩随纽约总主教方济各·斯佩尔曼枢机（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访问亚洲多国，并于当年五月到访中国。以下节选自1980年出版的希恩自传《瓦器里的宝贝》（Treasure in Clay）。

“也许有一天，佛陀和孔子之于东方的天主教神学，会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于圣多玛斯和圣奥思定。”

——真福富尔顿·希恩

到香港后，我被安排住在英国总督府。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炮轰香港，摧毁了总督的美丽官邸。后来，他们一砖一瓦地将其按原样重建，只有一处例外：他们重新砌好了宏伟的壁炉，却没有修烟囱。我在白天做了广播，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王将军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没有刀叉，只有象牙筷。每道菜都摆在桌子中央。第一道是“燕窝”，一种用山燕唾液制成的胶状食物。（接下来送上了湿毛巾；每位客人都用它擦脸擦手。）第二道是虾仁肉酱。盘子里不放东西，所有食物都盛在碗里，用筷子吃。第三道是切成长方块的鸡肉。第四道是鹧鸪配蘑菇、四季豆和腰果。第五道是乳鸽片。第六道是鸭酱佐龙虾。第七道是鱼排。（每道菜都盛在同一个碗里，我们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吃完。）第八道是蘑菇伴面。第九道是炒饭。第十道是小糕点和莲子。第十一道是坚果，盛在看着像迷你葡萄柚的东西里。最后送上湿毛巾，把从第二道菜开始的清洗工作做完。

抵达上海后，我们住进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即今天的和平饭店）。斯佩尔曼枢机签了一张支票支付晚餐费用，按当时中国货币计算，这顿饭花了他三千三百万法币。随后，枢机宣布，未经他的许可，我不得再接受任何演讲或广播的邀约。他认为我讲得太多，已经过于疲惫。上海吴[国桢]市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们一共三十二人入席。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每位客人都要接受敬酒。敬酒时要用右手拿杯，左手托住杯底，然后说一句在我听来像“Gamboy”的话，意思是“干杯”。我问市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不停地喝酒。他说有，可以说一句听起来像“suhbeen”的话——到了美国人耳朵里就成了“soybean”（黄豆）——据说意思是“随意”。我问坐我旁边的那位尊贵的先生，米酒会不会让人醉？他说：“你可以连喝十几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酒劲就会突然上来。”话音未落，他就从椅子上摔了下去。

晚宴前一天下午，我在震旦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第二天又对全中国做了一次广播。我说，天主在过去这些世纪里，把中国留在一道帷幕后，让她保存了五千年的文化，是为了有朝一日使她成为伟大的基督化国家。广播结束后，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告诉我，教宗庇护十一世几年前也曾向他表达过一样的观点。

第二天，华理柱主教和我与蒋介石夫人一起喝茶，地点在我这次旅途中见过的装饰最为华丽的住宅之一。她谈到，这些年来，她如何通过苦难日益亲近天主，也说她和蒋委员长每天晚上都一起祈祷。她对于美国为中国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少而深感失望，并补充说：“中国除非基督化，否则永远不会有和平。”在交谈中，我觉得她似乎认为我们的主耶稣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得有智慧。我借机向她谈起永恒的圣言，谈到祂的祭献，以及这一祭献如何在弥撒中延续，又邀请她参加次日早晨的弥撒，但她以另有安排为由婉拒了。

第二天，我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发表演讲，并与蒋介石委员长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们，他对于二战期间美国提供的援助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感激，以及他多么信赖天主旨意。坐在我旁边的教育部长说，他有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中文译本，是十六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我不知道他究竟读过没有，因为他说他接受的是历史的经济学解释，而不是上智安排。第二天早晨，我在（南京）主教座堂讲道，并对全中国广播。当天的晚宴上，宗座代表黎培里总主教（Archbishop Riberi）和南京于斌总主教问斯佩尔曼枢机，能否让我留在中国，巡回访问中国各所大学，再做一系列广播。斯佩尔曼枢机拒绝了，他认为我这趟旅途中工作过度，而且美国国内也需要我。

[…]离开汉口之后，我们飞往北平。田[耕莘]枢机、十二位中国主教、傅[作义]市长以及一大群欢呼的人前来迎接斯佩尔曼枢机及其随行人员；他们由此相信，天主教会并不全都是法国人或者蓄胡子的人。下午做广播后，斯佩尔曼枢机及其随行人员获得一项极不寻常的礼遇：在紫禁城参加正式晚宴。我们在那里吃了“千年蛋”（译注：皮蛋），而我因为使用筷子，又经历了通常伴随而来的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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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阴阳”哲学。阳是热的、主动的、明亮的、干燥的、雄性的；阴是冷的、潮湿的、被动的、黑暗的、磁性的。阳是运动，阴是静止。在中国哲学中，这两种原则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切存在之物。一天刚开始时，看一座山，你可能看到一边有阳光，另一边有阴影；但到了傍晚，这种情形便倒转过来。山的两面都有阳和阴。阳与天的关系更密切，阴与地的关系更密切。所有这些术语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看得出，它们实际上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后来经院哲学中的“质料”与“形式”并无不同。一切存在之物都由一个可以被规定的要素——materia，即质料——和一个起规定作用的要素——forma，即形式——构成。我也看得出，这种二元性若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善与恶、对与错、真与假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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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熟悉远东，就越看出，西方人的心智对“世界”的了解胜过对“人”的了解，而东方世界对“人”的了解胜过对“世界”的了解。我们的西方世界能够驯服自然，东方世界则学会了驯服自己。前者是外向的，创造出了技术文明；后者是内向的，试图通过默观发展智慧。西方世界认为头脑是智慧所在之处，而东方世界却常常把智慧的所在放在肚脐。他们在那里寻找人格的中心，正如希伯来人把它放在内脏一样。在许多佛像上，我注意到重心位于肚脐。日本摔跤手在比赛开始之前，会彼此盯着对方的肚脐，以便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手身上。事实上，这种凝视持续得如此之久，以至于后来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他们互相凝视的时间限制在十五分钟以内。

这次旅途中，我想到，我们坚持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加诸东方人的心智之上，或许是短视的做法；更好的做法，本来应该是把东方各民族在自然宗教中那些美好的宗教渴望汇聚起来，引导他们走向启示。对于他们来说，天主并不是需要被“证明”的；相反，祂是“给定”的。对于某些人的心智而言，孔子相对来说完全可以像亚里士多德对于另一些人的心智那样适用。我觉得，我们的传教士应当从他们所在国家的宗教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出发，正如我们的主在使一位撒玛黎雅妇人皈依时，是从讨一口凉水开始的；正如克劳狄雅（译注：传统上认为是比拉多之妻）从一个梦开始，对基督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她那位理性的丈夫；又正如保禄从一段献给异教神祇的铭文开始，在雅典使两个人皈依。

我在大学任教期间，曾拜访顾夫人，她的丈夫顾维钧是1949年政权更迭前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美国大使。她告诉我，她对基督宗教没有兴趣，她认为“原罪”是她一生中听过的最愚蠢的教义。我问她比较喜欢哪种宗教。她说她信佛教。于是我请她给我讲一讲佛陀的八正道，她便讲了起来。她讲完之后，我说：“如果人本来就是完美的，那么你认为佛陀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些净化之道呢？难道不是因为他看出，在人性之中存在着某些根深蒂固的恶，以及一些必须受到控制的情感和本能吗？”顾夫人由此恍然大悟，后来，她在基督宗教中使自己的佛教信仰达到了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