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驴技穷，才韬光养晦，毛主席一贯未雨绸缪，他的睿智和胆识，让他具有了择机亮剑的英雄气概，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就是其精髓！

1965年6月，毛主席谈三线建设时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那时距珍宝岛冲突还有近四年，中苏边境还没有响起1969年的枪声，中国已经在西南、西北安排工业、交通和国防建设。

战场尚未出现，工厂、铁路和战略后方已经开始往纵深布置。

这种准备要花真钱，也要占用本来就紧张的建设资源。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全国划分一、二、三线，把西南建设成能够支撑冶金、钢铁、煤炭、机械和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国家计委负责统筹新建和扩建项目，国家建委组织部分工厂内迁，国家经委保障设备和物资。


毛主席同时给建设速度踩了刹车。
财力有限，三线不可能什么都建，他要求分清主次、量力而行。到了1965年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战争之外又摆进两个条件：灾荒和老百姓的生活。

6月16日，他听取余秋里汇报，谈到粮食征购时强调，不能把农民压得太紧，要给群众留下粮食，计划还要给灾荒留下回旋余地。

两个月后，周恩来把这些要求归纳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十五年前，毛主席面对的不是一场尚未到来的战争。
1950年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战争压力之下。东北当时集中了新中国相当重要的重工业，中央此前已经组织东北边防军。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

八天后，毛主席同周世钊谈到出兵时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同时谈到另一层顾虑：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要长期压在边境，中国东北也难以安定建设。

1950年的选择落在战场上，因为战争已经逼近边境。1964年的选择却先落到攀枝花、铁路、机器和内地工业基地上，因为战争还没有发生，国家仍有时间重新安排工业纵深。到了1969年，情况又变了一次。

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随后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相应机构，大规模人防工程随即展开。城市地下增加的是防空设施，内地增加的是工业基地，边境之外还留着另一条路。

9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三个多小时。双方谈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并商定举行边界谈判。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此后谈判长期没有解决边界划分，但边境没有再出现196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冲突。

同一时期，军事部署没有因为谈判启动而撤下。毛主席对大规模战争的设想甚至准备到了敌军深入国土后的作战方式。1969年3月15日，他听取珍宝岛作战情况时谈到，如果发生大打，可以利用国土纵深诱敌深入；4月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区分“小打”和“大打”，把边境作战与大规模战争分开考虑。

于是，1969年的北京同时存在两套动作。
一套向地下和纵深走，修人防工程，准备遭受突然袭击；另一套摆在机场和谈判桌上，防止边境冲突继续升级。准备战争并没有自动导向战争，谈判也没有取代战备。

三年后，外部关系再次变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国同美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改变。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传达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意见。

这种做法也付出了成本。三线建设规模巨大，一些项目因为分散、隐蔽和追求战备要求，后来出现投资大、配套困难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当时对世界战争危险的估计也曾偏重。留下来的另一部分结果，则是西部新增的大批铁路、工业和国防科研设施，它们没有随着当年预想中的大战未发生而全部消失。

到了1989年，邓小平面对的已是另一番局面。
9月4日，他针对国际形势剧变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1990年以后又提出“不当头”“少露锋芒”“有所作为”，后来被概括为包括“韬光养晦”在内的一套对外方针。

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在苏东剧变和外部制裁压力下维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50年的“打得一拳开”和1989年后的“韬光养晦”，各自面对不同的力量条件，也服务于不同的现实任务。毛主席时代留下的那条线索，则可以从具体的东西上看到：鸭绿江边已经开战时，军队出境；战争还没来时，工厂和铁路先向纵深展开；边境枪声响起后，地下开始挖洞，机场仍然举行会谈。

1972年12月那份中央文件最终留下九个字。

前六个字准备的是战争与灾荒，后三个字限定的是中国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纸面之外，西南的工厂正在运转，各地防空工程仍在施工，北京的外交谈判也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