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一名英国记者向邓颖超提问：为何大家都互相称呼同志，唯独称呼您先生为总理呢？邓颖超听后笑着说：我先生大名是周恩来，不过他的小名叫总理。

信源：邓颖超．人 民 网

1919年天津的夏天比往年燥。

邓颖超还是个短发姑娘，袖口卷着，手里一摞传单，在街口被警察推搡也不缩手。

周恩来比她大几岁，编刊物、聚学生、跑衙门要人，眉骨上全是汗。

两个人头回搭上话，不是在公园约会，是在营救被捕同学的后巷里，一个递水，一个接纸条。

那年月谈情说爱是奢侈的，能一起挨骂、一起跑路、一起把命别在裤腰带上，比海誓山盟管用。

后来他们都进了觉悟社，编号一个5号一个1号，社里不许叫先生小姐，全叫号码，可号码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一辈子。

1925年广州成亲那天，没大红花轿，没八抬大轿，也没蜜月旅行。

两张行李一卷，借间小屋，同志来坐一坐，喝口粗茶，就算办了。

邓颖超不是那种躲在丈夫影子后头的人，她自己也做妇女工作，也下基层，也挨过批。

她从不拿总理夫人当通行证，反倒比别的干部更小心，怕给人留话柄。

周恩来三天不回家是常事，灯熄了她自己睡，不是没委屈，是都认得清，国家这头狮子刚醒，自己那点小日子得往后排。

1949年西柏坡夜里常刮黄土风。

毛泽东跟人凑在煤油灯下排班子，说到政府总调度这块，谁都绕不开周恩来。

开国大典之后他坐进中南海，政务院总理的印章往桌上一搁，电话就再没清静过。

1954年政务院改国务院，他接着干，一干26年。

文件抬头写周恩来同志，老百姓嘴里还是总理。

毛主席、朱老总、总理，这几个叫法不是破例，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亲。

建国头几年是真穷。

工厂烟囱半天不冒烟，铁路断一节是一节，国库空得能听见回音。

朝鲜战场还打着，西方把港口一封，钉子、药、钢材、机床全卡你。

周恩来案头的文件堆得比茶杯高，哪省闹灾、哪国使馆要见、哪条河要防汛、哪个留洋科学家想回国，全往他这儿汇。

别人下班回家喝粥，他夜里两点还在改讲话稿，钢笔水干了，拿舌尖润一润接着写。

秘书劝他歇，他把眼镜往鼻梁上推推，说还有3个省的麦子没定下来，睡不踏实。

全国政协礼堂出过一桩小事。

他披着大衣等电梯，工作人员转身要去里头顶出来，把群众劝走，腾个空梯让他先上。

他伸手拦了，退两步站人群后头。

旁边大爷拎着保温壶，根本没认出这人就是总理，还嫌电梯慢骂了句。

他跟着笑，挤进去的时候帮大爷扶了下壶盖。

那年代领导坐专车、走专梯不算稀奇，他偏不。

他认一个理，岗位是拿来办事的，不是拿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

权力到了他手里，像水进了粗陶碗，不溅人，不烫人，端着沉，喝着解渴。

1972年之后他身体就亮了红灯。

尿血、消瘦、夜里疼得翻身，他瞒着，也压着不撤会。

1974年6月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走，587天没离开过公务。

220次谈话，65次见外宾，文件照样批，外事照样接。

护士进来说首长休息吧，他手还压着一份边境情况。

病不是请假条，他没给自己请过假。

有回外宾来，他穿好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头，腰直着，握手时力气还在，送走人回床上才发现后背汗湿透了。

77岁走那天，讣告写得平，街上的人哭得不平。

长安街两边站满了人，没组织喊口号，好些老头儿老太太踮着脚，手里的白花被风吹得直颤。

他走前把后事定了，火化，骨灰不留，撒进江河。

1956年提倡火葬那回，他和邓颖超就私下约好，俩人都不占一寸土。

1992年邓颖超走了，88岁，遗嘱一样，房子交公，不立碑，不办追悼会，连遗像都嘱咐别摆太大。

夫妻俩到头来连块石头都没给后人指认，可全中国人一提总理，脑壳里立马浮出那个人。

浮出长安街、浮出西花厅的灯、浮出灾区泥地里那双旧布鞋。

后来岗位当然有人接。

叫李总理、赵总理、王总理，姓往前一挂就分明了。

唯独两个字甩出来，不挂姓，不解释，胡同大爷说一句总理，课堂里娃娃念一句总理，说的都是他。

这不是宣传喂出来的，是26年大事小情堆出来的。

哪回水灾他趟泥，哪回谈判他熬夜，哪回科学家被卡他写信，哪回普通群众被欺他批条子，件件都像针脚，缝进民间记忆里。

邓颖超活到1992年，晚年整理他遗物，几件补过的衬衣，一摞批满红字的文件，再加一把用了多年的旧牙刷。

她没哭天抢地，只把东西一件件摆好。

她懂他，大鸾飞了一辈子，最后连羽毛都没给自已留。

在我看来，人这辈子最体面的称号，不是组织发的，是老百姓嘴上舍不得改的那个叫法。

周恩来把总理干成了小名，把小名干成了山河里的水声。

你不见他墓，可每条通车的路、每所开门的学校、每次危难时有人站出来兜底，都是他留下的形状。

世人总问伟大长啥样，其实不复杂，就是把老百姓的琐事，一件件扛到自己肩上，扛到再也扛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