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瞒着妻子朱安，与女学生许广平同居怀孕。谁知，鲁迅母亲劝说：“留着吧，好歹是周家的血脉。”后来，许广平却因鲁迅的一句话，甘心做他背后的女人。


1926年8月的一个傍晚，鲁迅提着一只旧皮箱走出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宅门，屋里，朱安正在给婆婆周老太太捶背，手里端着半碗熬好的梨膏。


鲁迅没进里屋打招呼，径直去了车站，他要往南去，许广平已经在车站上等他了。


这一年鲁迅四十六岁，许广平二十八岁，两人一前一后离开北京，对外只说是各赴前程。


1926年南下，不是一时兴起，此前一年，女师大风潮，许广平作为学生自治会骨干，被刘百昭等人拉扯过，鲁迅站出来替她说话。


后来“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通缉学界人士，鲁迅名字在列，8月，他决意离开北京。


许广平正好也要回广州，两人便同路到了天津，再分头走，1927年10月，他们在上海碰头，在虹口景云里租下一幢小楼。


没有仪式，没有登报，邻居问起，许广平说：“我是周先生的学生。”鲁迅在一旁点一支烟，默认了这种说辞。从此，一个写字，一个抄稿，日子就这样过起来。


1929年春天，许广平害喜，闻不得荤腥，一闻就吐，鲁迅起初有些手忙脚乱，他那时已经四十八岁，经济上靠每千字几块钱的稿酬维生，手头并不宽裕。


鲁迅便写信给北京的母亲，信去后，周老太太托人带来口信，那句话原样传到许广平耳朵里：“留着吧，好歹是周家的血脉。”


许广平听完，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随后把针线筐子推开了些，伸手摸了摸尚未显怀的肚子，她后来跟人提起，说老太太是明白人，一句话定了她的心。


怀孕那些日子，许广平原本还接些译稿，想贴补家用，有天夜里，她坐在灯前校对一部书稿，鲁迅从外头回来，身上带着秋夜的寒气。


他站在许广平身后，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为我，把前面的路都走窄了。”许广平抬起头，见他眼镜后面眼睛发红，也不知是熬夜还是别的缘故。


她把稿子合上，从此不再接外面的活，她把阳台收拾出来做鲁迅的书房，自己每天一早去菜场，回来熬药、做饭、誊抄文稿。


景云里的人都知道，周先生家有个学生模样的女人，实际上把他生活起居全包了，鲁迅夜里写东西，她就在旁边打打毛线，或者把热好的黄酒端过去。


1929年9月27日清晨，许广平在上海福民医院产下一子，护士抱出来道喜，鲁迅正在走廊上抽烟，烟灰积了老长。


他走进产房，看了看襁褓里的婴儿，又看了看许广平，只说了一句：“辛苦了。”随后给孩子取名海婴，上海的孩子。


这之后的几年，鲁迅家里多了尿布和奶粉的气味，他的文章依旧犀利，但回家时会放轻脚步，怕惊醒摇篮里的人。


北京那边，朱安是从周老太太或旁人那里听到消息的，她正给婆婆熬药，听完手下没停，只是把药罐子盖又压紧了些。


后来她对邻居说：“大先生有后了，是好事。”她依旧守着西三条的院子，给婆婆送终，再后来独自住到去世，户口上写的还是“周树人妻”。


许广平晚年回忆往事，很少说自己委屈，她只记得景云里的那盏灯，总是亮到很晚。鲁迅伏案写作，她在旁打毛线，偶尔抬头看一眼。


时间到了今天，老上海的弄堂拆了不少，但关于那个年代的选择、隐忍与陪伴，仍像石板路上的苔痕，擦是擦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