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时，杨守敬在日本带回一部国内早已失传的奇书:一个元朝的西域人辛文房写的唐朝诗人传记:《唐才子传》。全书为398位唐五代诗人立传并品评诗作，至今仍是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一个西域人，写了一部大唐诗人传记，书里的错漏多到连清朝的纪晓岚都看不下去。可正是这本书，成了鲁迅给青年开书单时的第二种必读书，排在《唐诗纪事》之后。一个连科举都没中过的元代人，如何做到的？

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名“文房”取自“五言长城”刘长卿的字，字“良史”取自唐代诗人于良史的名。一个西域移民的后代，用两个唐代诗人的名字拼出了自己的姓名，仿佛从出生起就在向大唐致敬。

他迁居中原后，早年就学于江南，却“未中科举”，只做到国史院编修官和省郎。这个职位给了他翻阅皇家藏书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元代科举时断时续，文人处境压抑，回望三百多年前那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黄金盛世，辛文房心里涌动的是一种近乎代偿的渴望。

大德八年（1304年），他写完了《唐才子传》。十卷，正传278篇，附见120人，合计398位唐代和五代诗人。

但这本书的问题，和它的野心一样大。

《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毫不客气：“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牾，往往杂见”。抄得够多，但没空校对，所以错误百出。具体错到什么程度？他把李颀的籍贯写成了“东川人”，后人跟着以讹传讹，直到现代学者参稽李颀本人的诗歌，才考证出他其实是河南颍阳人，所谓“东川”不过是颍水一条支流的名字。刘长卿“五言长城”的名号，明明是他“自以为”的，辛文房却记成了权德舆的称赞。

这些错误在今天看来是硬伤。但换个角度想：一个西域人，用非母语阅读浩如烟海的唐代文献、笔记、小说、碑铭，在没有任何数据库和检索工具的元代，硬生生拼出了近四百人的生平。他不是在写论文，他是在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此前，没有任何一部书专门为唐代诗人立传。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里有传的唐代诗人，不过百人。剩下那三百人，是辛文房从笔记小说的缝隙里一个一个捞出来的。堪称伟大！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选人标准。“非卓有诗名者不录”——不管你是宰相还是乞丐，只要诗写得好，就有资格入传。娼妓、女道士，照收不误。这种“以诗取人”的写法，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传记传统里，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但对后人来说，却是一种福音，让我们更全面的看到了大唐的诗坛盛况。

他写王维靠一曲琵琶赢得玉真公主青睐而中解元，写贾岛骑驴冲撞韩愈仪仗队只为“推敲”一个字，写杜牧临终前亲手烧掉大半文稿。这些细节有的来自唐人笔记，有的真假难辨，但它们让纸上的名字变成了活人。正史不会记载这些，因为正史关心的是功业和德行，辛文房关心的是诗，以及写出这些诗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本书在元代问世后，很快就在中土失传了。直到日本保存的覆刻本带回中原，中国人才重新读到它。一个西域人写的书，靠另一个国家的保存才传回它的精神故乡。

鲁迅给许寿裳的儿子开书单时，列了十二种，第二种就是《唐才子传》。他或许看中的不是史料的精确，而是辛文房那种“不管你是谁，好诗就该被记住”的蛮劲。那种蛮劲，和一个西域移民在异族统治的压抑年代里，执意要为三百年前的一群汉人诗人招魂，是同一种东西。

书里有错。错得离谱。但一个人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去爱一群和他隔着三百年、隔着一个王朝、甚至隔着一个族群的人——这种爱本身，比任何考据都更接近唐诗的精神。我们今天能读到它，何其有幸！（图1,杨守敬。图2,3日本五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