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蒋启星提出了离婚，丈夫狠心逼她二选一：孩子财产只能选一个，鞠萍看了一眼儿子，签下了那份协议，什么房子、存款都没要，净身出户，带着蒋翼遥搬进央视一间三十平米的旧家属楼。

搬家那天，蒋翼遥抱着自己的玩具车，仰头问：“妈妈，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鞠萍蹲下，把他外套的拉链往上提了提。“这儿离妈妈上班近。”

“那爸爸呢？”

“爸爸住原来的家。”鞠萍转身去整理从家里带出来的两个编织袋，没让儿子看见自己的表情。

屋子很小，墙皮有些脱落。蒋翼遥在屋里跑了两圈，指着窗边搭着的木板问：“这是什么？”

“妈妈的床。”

“我的呢？”

“里面小房间是你的。”

晚上，蒋翼遥躺在小床上不肯睡。鞠萍坐在床边，手一下一下拍着他。

“妈妈，我明天还能去幼儿园吗？”

“能。”

“小朋友问我爸爸呢？”

鞠萍拍他的手停了一瞬。“你就说爸爸忙。”

第二天早上，鞠萍牵着儿子出门。在筒子楼公用厨房煮粥时，隔壁的李老师看了看她，没说话，递过来一小碟咸菜。

“谢谢。”鞠萍接过，声音很轻。

送完孩子，她赶到台里化妆。镜子里的脸有些疲惫，化妆师多扑了点粉。

“鞠萍姐，昨晚没睡好？”

“还行。”她笑了笑，那笑容和镜头前一样，但眼睛没弯。

录完《大风车》，她小跑着去接孩子。幼儿园门口，蒋翼遥蹲在地上看蚂蚁。看见她，站起来拍拍手。

“妈妈，今天画画了。”

“画的什么？”

“画了我们家。”蒋翼遥从书包里掏出画纸。纸上三个人，两个大的，一个小的，手拉着手。

鞠萍把画折好，放回书包。“画得真好。”

晚上，她在木板床上改稿子，台灯的光晕开一小圈。儿子翻了个身，被子滑下来。她起身去盖，手碰到孩子的额头，有点烫。

鞠萍立刻放下笔，摸了摸自己额头，又摸了摸孩子的。她穿好外套，用毯子裹住蒋翼遥，背起来就往外走。

楼道里黑，她走得急，膝盖磕到了楼梯扶手。闷哼一声，没停。

医院急诊室，护士量了体温。“三十八度五，先物理降温。”

鞠萍点头，用毛巾浸了温水，轻轻擦儿子的脖子和手心。蒋翼遥迷迷糊糊睁开眼。

“妈妈，我难受。”

“我知道，一会儿就好了。”

天快亮时，烧退了。鞠萍看了眼手表，五点半。她背起还在睡的儿子，走出医院。

早高峰打不到车，她背着孩子走了两站路。到台里时，腿有点抖。她把蒋翼遥放在化妆间的沙发上，盖好自己的外套。

“遥遥，妈妈就在那边工作，你睡醒了自己玩，别乱跑。”

孩子嗯了一声，又睡着了。

那天录节目，中场休息时，她透过玻璃看了眼化妆间。儿子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翻着图画书。

晚上回家，蒋翼遥精神好了很多，吃了一大碗面条。

“妈妈，你明天还要背我去上班吗？”

“你不生病就不用背。”

“那我以后不生病了。”

鞠萍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

一个月后，蒋启星来了电话。鞠萍正在洗菜，手湿漉漉的。

“什么事？”

“孩子怎么样？”

“挺好。”

“你……钱够用吗？”

“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要是太难，就把孩子送回来。”

鞠萍擦干手。“不用。”

“你何必硬撑。”

“没硬撑。”她挂了电话。

水龙头继续哗哗流着。鞠萍关掉水，把洗好的青菜放在案板上，慢慢切。

周末，她带儿子去商场买鞋。蒋翼遥看中一双带闪灯的。

“妈妈，这双贵吗？”

鞠萍看了眼标价，是她半个月的交通费。“喜欢就试试。”

孩子穿上新鞋，在地上踩了踩，灯一闪一闪。他抬头看妈妈。

“真的可以买吗？”

“可以。”

付钱时，她从钱包里数出几张钞票，收银员找零，几个硬币落在手心，有点凉。

走出商场，蒋翼遥每走几步就低头看看闪灯的鞋。

“妈妈，好看吗？”

“好看。”

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儿子的小手紧紧牵着她的三根手指，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