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抑郁了，但所有人还在假装看不见。


广州实验中学校长张先龙最近说了一组数字，中小学生抑郁比例33.6%，厌学普遍，体质健康优良率堪忧，他问，面对这些，我们凭什么还心安理得地为那点高优率加课、占时间、拼分数？

 
一个班40个孩子，13个正在或曾经被抑郁情绪缠住，这不是远方的新闻，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沉默，张校长用的词是“假装看不见”，忽视是无意的，假装看不见是知道，但选择不面对。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学习”，而在于整个系统在奖励什么、惩罚什么，学校之间的比较看高优率和录取数据，家长之间的比较看分数和名次，心理健康很难被量化，无法直接变成考核表上的一个数字。


而分数可以，升学率可以，加课是能立刻看到效果的动作，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却见效慢、难衡量，甚至可能被解读为“放松要求”，于是所有人都被卷进同一个逻辑，再多加一点，再往前赶一步。

 
问题在于，这套逻辑的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今年9月，香港一名刚升上中一的12岁女生从住所坠下，警方在她的日记里发现了遗书，里面提到她从5月起就因为学业压力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一个12岁的孩子，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撑不住的理由，而大人是在事后才看到的。


这件事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已经亮起红灯，系统给出的回应往往要么是“你先停下来”，然后把他推到更边缘的位置，要么是根本没注意到红灯已经闪了很久。

 
这两个回应方式看起来相反，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是把心理问题当成需要隔离的麻烦，后者是压根没把它当成需要处理的事，而现实是，大多数学校在两者之间摇摆，既没有能力真正接住一个情绪出问题的孩子，也没有动力去改变那套让所有孩子都喘不过气的节奏。

 
教育部去年印发的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明确提出严控作业总量、鼓励设立“无作业日”、全面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方向是对的，把“看见”写进了政策文本，但从文件到课堂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真正让情况发生变化的，往往不是上面发了一个什么方案，而是下面有人开始把这件事当回事。


一个老师愿意多问一句“你最近还好吗”，一个家长敢于让孩子少做一套卷子去睡一觉，一所学校不再把升学率当作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这些动作很小，但它们比任何文件都更能决定一个孩子第二天还愿不愿意走进校门。

 
张先龙的问题之所以让很多人不舒服，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我们嘴上说关心孩子，但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孩子的成绩单，我们嘴上说健康第一，但体育课被占的时候没人真的拍桌子，我们嘴上说减负，但看到别人家孩子在补课，第一反应是“我们也不能落下”。

 
这套共识之所以顽固，不是因为它对，而是因为它省事，把孩子的价值简化成一个分数，把教育简化成一场筛选，把学校简化成一个输送带，这套玩法所有人都熟悉，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参与，所有人都能算得过来账。


唯一的问题是，算得过来账的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孩子在沉默中扛着他们扛不动的东西。

 
教育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先让孩子活着，再让孩子活好，最后才是活成什么样，顺序反了，后面的事就都变了味，看见那三分之一，不是要放弃对成绩的要求，而是得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孩子如果连今天都不想过了，明天的录取通知书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这件事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还在假装看不见的人，都在参与制造那个让三分之一孩子沉默的环境，改变不需要什么宏大的方案，只需要从承认这个数字开始，从不再转过身去开始。
 

信源：
南方 + --《南都〈问道校长〉深度访谈张先龙：用留白智慧，育完整之人》2026.9.15
星岛头条 --《珍惜生命 | 大坑励德邨 12 岁女童疑学业压力堕楼亡 父亲崩溃：你几时跳咗落嚟？》202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