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林忆莲向李宗盛提出离婚，李宗盛坦言：我年近半百，却要妻离子散，真的是嚎啕大哭，有天接到了前妻朱卫茵的电话。她问他还好吗，说自己刚刚从湾仔那边回来，经过一个唱片店，听到店里在放《当爱已成往事》。她说那一刻还是有点恍惚。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李宗盛清了清嗓子，说：“我还好。”

“那就好。”朱卫茵的声音很平。她没问他具体怎么不好，也没提林忆莲。“我只是……听到那歌，想起以前的事。”

“嗯。”

“你还在上海？”

“在。暂时。”

“女儿们知道了吗？”

“还没正式说。会找时间。”李宗盛顿了顿，“你呢，最近怎样？”

“老样子，做节目，上课。”朱卫茵停了停，“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背景里传来唱片店隐约的音乐声，是另一首歌，听不清旋律。

“不耽误你了，”朱卫茵说，“保重身体。”

“你也是。”

电话挂断后，李宗盛在沙发里坐了很久。窗外是上海的夜晚，远处楼宇的灯光亮成一片。他想起多年前在香港，朱卫茵也是这样打电话给他，说“家里灯坏了，你能早点回来吗”。他那次在录音室待到凌晨。

茶几上摊着写了一半的曲谱，钢笔搁在旁边。他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词句像是隔了一层雾，抓不住。

几天后，大女儿从台北打来电话。她语气小心，问爸爸吃饭了没有，天气热不热。李宗盛说都挺好。

“妈妈……朱阿姨前几天跟我通了电话。”女儿说。

“她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特别的。就问我们怎么样，说你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让我们有空多关心你。”

李宗盛握紧了听筒。

“爸，”女儿的声音轻下来，“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他说，“就是需要点时间整理。”

整理什么，他没说。女儿也没再问。

那段时间他很少出门。白天在工作室摆弄吉他，试几个和弦，记下几段旋律。有些调子一出来，他自己会愣住，然后换掉。助理来过几次，送些文件，看他状态，提议要不要接几个轻松的访谈。李宗盛摆摆手：“推了吧。”

他想起朱卫茵电话里说的“恍惚”。他自己也有那种时刻。早上醒来，有那么一两秒，忘记自己在哪里，身边应该是谁。然后记忆涌回来，清晰得让人胸口发闷。

八月的某个下午，他收到一个快递，是朱卫茵寄来的。里面是两本旧书，他很多年前落在香港家里的，还有一张便条，上面是她工整的字迹：“整理书房时看到，想你或许还用得着。”

书是讲音乐理论的，边角已经泛黄。他翻开一本，里面夹着一张超市收据，日期是1996年。那么小的一张纸，竟然留到了现在。

他坐在工作台前，把那两本书看了很久。窗外的光渐渐斜了。

后来他给朱卫茵回了条短信，只有两个字：“收到。”

她没再回复。

九月，林忆莲回上海处理一些事情，两人见了一面。约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靠窗的位置。她瘦了一些，穿着简单的衬衫，头发扎起来。

“喜儿那边，我解释过了。”林忆莲先开口，语气平静，“她说理解。”

“嗯。”

“你有什么打算？”

“可能回台北住一阵。这边的工作室先留着。”

林忆莲点点头，用小勺轻轻搅动杯里的咖啡。她的动作很慢，像在斟酌词句。

“那几年，”她说，“我们都尽力了。”

李宗盛看向窗外。街道上有行人匆匆走过。“是啊。”

“以后……还是朋友。”

“好。”

他们没坐太久。分开时，林忆莲站起身，拿起包，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告别，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

“保重。”她说。

“你也是。”

她转身走了。李宗盛留在座位上，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杯里的咖啡已经凉透。

那天晚上，他打开录音设备，录了一段简单的吉他。没有歌词，只是几个和弦来回反复。弹到第三遍时，他停下来，关掉了机器。

房间里很静。他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林忆莲的声音样带时的情景，想起朱卫茵在电话里说“我怀孕了”时压抑的喜悦，想起两个女儿小时候趴在他背上笑。

都是过去的事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夜还很深，城市的光亮着，像一片沉默的海。他知道自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些碎片一点点捡起来，拼成新的样子。但至少，他不再害怕面对这个过程。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台北的朋友发来的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一起吃饭。

他打字回复：“下个月吧。”

然后他关掉手机，准备收拾行李。动作很慢，但很稳。一件一件，把需要的物品放进箱子。明天太阳升起时，他会有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