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5日，雷洁琼与严景耀在上海成婚，携手相伴32年。他们不只是夫妻，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乱世之中，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奔走救国，两人患难与共。

主要信源：（中国民主促进会官网——一场诗意的婚礼）

1941年夏天，上海法租界一间普通公寓里，雷洁琼和严景耀结婚。

窗外日军卡车轰隆隆开过，屋里没什么动静，没有花轿，没有酒席，到场的人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这场婚礼更像一次秘密接头。

两个人在燕京大学就认识，一个教社会学，一个研究犯罪学，办公室挨着，课上讲学问，课下聊的都是国家出路。

严景耀后来说过，他们不是因为谈恋爱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有共同的方向，感情反而是后来慢慢长出来的东西。

雷洁琼出生在广州，父亲雷子昌是个开明的举人。

他不死守旧规矩，跑去北京学法律，回广东后一边在铁路做事，一边免费帮乡邻打官司。

谁家闹矛盾都来找他，他看证据不看人情。

雷洁琼从小就看惯了父亲怎么处理这些事，心里慢慢种下公道和服务的念头。

7岁进女子师范小学，老师里有留法回来的，上课不光教认字，还讲外面的世界和女人该怎么活。

十三四岁赶上五四运动，她当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上街贴传单、喊口号，嗓子都喊哑。

那时候她就觉得，中国的问题不光是枪炮不如人，根子在教育和制度上。

1924年她跑去美国读书，留学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和调查现场。

1931年拿到硕士就回来，燕京大学请她去教书。

她开的课都和现实有关，穷人是咋活的、家庭有啥难题、孩子怎么养。

她还带学生去北平郊区的村子、天桥底下的贫民窟、育婴堂和施粥厂做调查，甚至去过前门的妓院跟里面的女人聊天。

九一八事变后北边越来越紧。

1935年她通过学生看到《八一宣言》，就在燕京悄悄组织救国会，募捐衣物钱粮送到前线，还跟着学生上街游行。

一二九那天她是燕京唯一参加游行的女老师。

卢沟桥事变后她没回北平，直接去江西南昌，管妇女救亡的事。

她办了六期妇女干部培训班，头两期自己当班主任，讲政治理论和抗战动员，一共带出170多个基层干部。

她还主编《江西妇女》周刊，把抗战常识、家庭动员、女性就业这些事写成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

周恩来到江西时跟她讲过《论持久战》的道理，她听以后把宣传从喊口号转向做实打实的根据地建设和后勤支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打压进步力量，她待不住，转到上海。

1941年7月和严景耀结婚。

两个人之前在燕京就共事多年，婚后在同一个城市教书、写作、搞妇女工作和民主党派活动，遇到搜查、威胁、缺钱都是一起扛。

1945年底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26个人发起，他俩是唯一一对夫妻。

民进的主要工作是反内战、争和平、保教育独立。

1946年6月上海组织和平请愿团去南京，雷洁琼是代表之一，十万多人到车站送行。

结果一到南京下关车站就被特务围殴五个钟头，她伤得不轻。

当天夜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赶到医院，把她从水泥地上挪进病房，第二天邓颖超还买新衣服给她换上。

毛主席和朱德也发慰问电。

这件事让她彻底看清两边的区别。

1949年初她和严景耀进华北解放区，路上看到老百姓挑着粮食、修着路、推着小车往前线送东西，场面热火朝天。

建国后她当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专家局副局长，后来又回北大讲课。

1979年74岁当了北京市副市长，管民政、民族和宗教。

四年里她跑遍教堂、寺庙、福利工厂、聋哑学校和养老院，推动宗教场所归还、青少年机构恢复、农村养老设施重建。

80年代参与婚姻法修订，1985到1993年参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90多岁还跑到香港见证回归。

1994年5月她去了韶山。

先在毛主席铜像前放花篮，然后进故居看一圈，厨房墙上的竹茶篓、卧室的木架床和被褥都看了很久。

陈列馆里有一件打73个补丁的睡衣，一双补了又补的皮拖鞋，还有一张买香烟过滤嘴的发票，上面批着不准公款报销。

她在这些旧东西前面站很久。

回长沙后写了8个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这八个字后来挂在韶山遗物展馆里。

严景耀1973年就走了，那年雷洁琼63岁

后来她又活了43年，书房里一直挂着丈夫的照片，每年7月5号结婚纪念日，她会一个人在那张照片前坐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