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夫妇去世，骨灰却无人认领。
1966年9月3日，58岁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住所去世。遗体火化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谁来领取骨灰？
长子傅聪远在英国，次子傅敏身在北京。傅敏后来回忆，他无法赶回上海，只能请舅舅朱人秀料理后事，朱人秀当时也有自己的难处。于是，两盒骨灰一度没有直系家属前来领取。
最后出面的人，傅家人并不认识。
她叫江小燕，只是一名读过傅雷译作、听过傅聪演奏的普通读者。1980年代，作家叶永烈陆续采访傅聪、傅敏、朱人秀、傅家保姆周菊娣以及江小燕本人，才把这段往事较完整地记录下来。
江小燕得知消息后，没有直接去傅家“认亲”，而是先找人核实情况，又联系到朱人秀。办理领取手续时，她自称傅雷的“干女儿”，对外只报了一个“高”姓。
朱人秀没有轻率相信这个陌生姑娘。他把购买骨灰盒的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廷骝陪她一起去西宝兴路火葬场。手续办妥后，江小燕先将骨灰带走，几天后又与张廷骝送到上海永安公墓寄存。
登记时，他们没有直接写“傅雷”，而用了“傅怒安”这个名字。后来多年无人缴纳管理费用，公墓原本准备按规定处理，一名知道内情的工作人员没有照办，而是将骨灰转存他处。1979年傅家寻找骨灰时，几经周折才重新找到。
这件事真正值得写的，不是把江小燕包装成传奇人物。
她既不是傅雷的学生，也不是傅家的亲属，更没有受谁委托。她只是觉得，一个已经离世的人，不该连最后的遗存都保不住，于是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在我看来，这种选择比任何煽情描述都更有力量。普通人的善意往往没有宏大场面，不过是在别人避开的时候，多向前走了一步。历史最终记住的，恰恰可能就是这一步。
1979年4月，上海有关方面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傅聪回国参加。两年后的1981年8月，傅敏整理的《傅雷家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初版收录傅雷家书127封、朱梅馥家书1封，约14万字。此书随后多次增订，成为傅雷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
傅雷留下的文化遗产也在不断整理。2018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6卷《傅雷著译全书》。2019年7月6日，傅雷图书馆在上海浦东周浦开馆，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首批藏书20多万册，其中傅雷主题图书500多种。
2013年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的骨灰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安葬。傅聪、傅敏等家属到场。经历47年辗转，两位老人最终回到故里。
从两盒一度无人领取的骨灰，到26卷著译和一座以傅雷命名的图书馆，这段历史留下的答案已经足够清楚：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不会因为一时沉寂而消失，真正朴素的善意也不会因为当事人沉默而失去分量。
旧的一页终究会翻过去。新的时代更应懂得珍惜知识、尊重生命，也让普通人守住善意时，不必再付出额外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