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并不是亡国妖后？真正把大清推入深渊的，是那个表面忠厚老实、实则卖国求荣的满清亲王。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位“铁帽子王”早已安排好后路，将毕生搜刮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自己躲进天津租界，做起了富家翁。
1905年秋，庆亲王奕劻靠在太师椅里，眯眼看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门房来报，说盛宣怀求见，带来了津浦铁路借款合同的草稿。
奕劻没动身子，只说了声“传”。
盛宣怀进来，将一叠文书恭敬地放在桌上。奕劻随手翻了翻，目光落在“年息五厘，九五折扣”那行字上。他抬了抬眼：“英国人答应了？”
“答应了。”盛宣怀低声说，“汇丰那边说，只要王爷您点头，他们立刻放款。不过……他们还想加一条，沿线三十里内的矿权，得由他们优先勘查开采。”
奕劻用指尖敲着桌面，没说话。
盛宣怀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王爷，这条件咱们不亏。折扣里头的五厘，按老规矩，汇丰会直接存进您在伦敦的户头。矿权的事，下面报个‘地势不宜’也就拖过去了。”
奕劻这才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那就拟正式文书吧。不过，矿权那条，字面上别写那么直白，换成‘聘用英国工程师协助探矿’。”
“明白。”
盛宣怀退下后，奕劻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蓝皮册子，翻开新的一页。他用蝇头小楷记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津浦路款，英汇丰，折银四十二万两。合英金五万三千镑。存伦敦。
写完，他锁回抽屉。
钥匙转动的声音很轻。
转过年来，朝廷里风传要立宪，闹得沸沸扬扬。奕劻被派为编纂官制大臣，主持拟定新官制。一连半个月，他在朗润园闭门议事，草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最后一次会商，袁世凯也在座。草案摊在长案上，众人都不吭声。
袁世凯点了点“责任内阁”那一条，看着奕劻：“王爷，这一条上去，太后那儿怕是通不过。”
奕劻端起茶杯，没看他，只看着草案：“慰亭，你说这立宪，立的是什么？”
“自是立君主立宪之体，固皇权万世之基。”
“那就是了。”奕劻放下杯子，手指从“责任内阁”那几个字上划过，停在后面一行，“既固皇权，这内阁总理大臣，自然还是得由皇族勋亲来担。这一条，不能动。”
在座的几位汉臣互相看了看，没再说话。
草案呈上去，西太后果然对“责任内阁”大发雷霆，却独独对“总理大臣须由亲贵担任”那句，朱笔画了个圈。
消息传回朗润园，奕劻正在赏菊。他听完幕僚的禀报，只淡淡说了句：“菊有百种，各开其时。”
幕僚退下后，他走进书房，锁上门。从多宝阁的暗格里取出那本蓝皮册子，又记下一笔：编纂费，各部孝敬，计银十八万两。转德华，购德债票。
写完，他推开后窗。窗外就是花园，几个仆人正在扫落叶，没人抬头。
日子一天天过，借款一条条签，册子一页页厚。
到了辛亥年八月，武昌枪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奕劻正和几个洋行买办在六国饭店吃饭。席间有人说，革命党势大，怕是要南边立国了。
奕劻擦了擦嘴，放下餐巾：“立国？他们拿什么立？钱粮、枪炮、外交，哪一样不得从咱们这儿过？”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当然，咱们这儿，也得有人帮他们‘过’。”
买办们会心一笑，举起了酒杯。
几天后，奕劻告了病，不再上朝。王府大门紧闭，只走后院角门。
十一月，袁世凯组阁，派人来请奕劻出山，共商“国是”。奕劻靠在病榻上，咳了两声，对来人说：“告诉慰亭，我老了，不中用了。这江山，让他和革命党去谈吧。怎么谈，我都认。”
来人走后，奕劻下了床，精神矍铄。他吩咐管家：“去天津的船，安排在下月初二。行李不必多，只带书房里那只棕皮箱。”
管家问：“那府里这些……”
“能卖的，这几日悄悄卖了。卖不掉的，锁库里，钥匙扔井里。”
十二月初二，天未亮，一辆不起眼的骡车从王府后门出来，拐了几个弯，直奔火车站。车厢是早就包好的，里头只有奕劻和一个贴身仆人。
火车开动时，奕劻从怀里掏出那本蓝皮册子，一页页翻过去。数字密密匝匝，从庚子年记到今朝。他看完了，合上册子，拉开车窗，抬手扔了出去。
册子在空中散开，像只灰鸟，转眼就被风吹走，不见了。
车到天津，英租界的洋房早已收拾妥当。壁炉烧得暖，桌上摆着当天的英文报纸。
奕劻住进去的第三天，管家从汇丰银行回来，带回几张存单。奕劻接了，看也没看，锁进卧室的保险柜。
他走到阳台上，望着外面平整的马路和远处教堂的尖顶。一辆洋人的汽车驶过，按了声喇叭。
奕劻转身回屋，对管家说：“明儿个，去订一张去伦敦的船票。就说……老爷我要去瞧瞧泰晤士河。”
管家应了声“是”，迟疑了一下，问：“老爷，还回来吗？”
奕劻在沙发里坐下，拿起一份报纸，遮住了脸。
“再说吧。”
窗外，海河上的汽笛长长地响了一声，又渐渐消散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