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日记里写下：中国人“智力低下”、“劣等民族”，如此尖刻的话语，为何未引中国人激烈反应？

主要信源：（海外网——爱因斯坦日记"令人震惊" 竟称中国人"肮脏愚钝"）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和妻子坐船从欧洲去远东，主要是去日本讲课。

根据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材料，这趟行程从1922年10月到第二年3月，中间在香港、新加坡停了停，还在上海短暂停留了两次。

11月13日，船停在上海汇山码头，那天瑞典驻上海领事通知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12月31日到次年1月初，他应本地学术团体邀请做了相对论讲座。

两次加起来也就几天，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南京路、外滩、城隍庙、豫园和租界附近，在一品香吃了顿饭，听场戏。

整个行程是日本出版机构安排的，所以他接触的基本是码头、商业街、西式旅馆和租界里的机构。

那时候的上海，租界和华界是两回事。

外滩那一带全是洋行、银行、电灯、汽车和巡捕房。

可一到码头和老城区，就全是扛包的苦力、拉黄包车的车夫、摆摊的小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家。

1922年的中国，各地军阀还在打仗，农村的人往城里涌，租界的制度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工作、住房、上学这些方面差距很大。

爱因斯坦在私人日记里记下了中国人蹲在地上吃饭、小孩眼神发愣、干活的人一趟趟搬东西像机器一样。

然后得出结论说整个民族反应慢、脑子比不上西欧人。

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把他的旅行日记完整出版，编辑解释说这些文字是路上随手写的，本来没打算给人看。

短期上岸看东西，肯定有毛病。

蹲着吃饭在那个年头城乡都很常见，就是个生活习惯。

小孩眼神发愣，多半是因为吃不饱，加上看见陌生的外国人心里害怕。

干苦力的人不吭声，也不是不知道疼，更可能是因为在租界那种地方少惹事才能活下去。

爱因斯坦记下来的是穷的样子，却把这个说成是民族天生不行。

同一次旅行，他对日本的评价就好不少，说人家街道干净、人有礼貌，原因很简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城市样子跟西欧更接近。

一个拿西欧做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人，在几天时间里、几条街上，就给整个民族下定论，这个结论肯定偏得很。

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十年发生的事。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爱因斯坦因为是犹太人，也被划成了所谓的“劣等”，他的相对论被人叫作“犹太物理”，工作丢了，只好逃到美国。

自己亲身挨了一回种族迫害的滋味，他对种族标签的看法就变了，后来在美国公开反对歧视黑人。

对中国，他的态度也在慢慢调整。

1937年全面抗战打起来以后，他跟杜威、罗素这些国际学者一起联名要求释放救国会那几个人，还参与为中国抗战募捐。

一个当初在私人日记里瞧不起中国人能力的学者，后来把中国的抗战纳入了国际正义的支持范围。

这说明一个人的偏见是可以变的，只要信息多了、处境变了、自己也反省。

今天再看那些日记，用不着一直生气。

更实在的做法是看看后来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

1922年上海码头全靠人搬货，到了2023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15.9万公。

其中高铁4.5万公里，高速公路18.4万公里，全国一年跨区域出行超过600亿人次。

航天这块，中国空间站建好以后进入了应用阶段，嫦娥五号已经从月亮上取了土回来，天问一号拍了火星的全景图。

量子计算方面，九章三号和祖冲之号都投入了科研使用。

芯片、超算、人工智能、电网调度和通信网络也都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

每年大批理工科学生和工程师进工厂、进实验室，保证技术更新有稳定的人力支撑。

这些东西不能说就能证明谁智商高，但至少说明一个原来以农业为主、识字率不高的国家。

可以通过普及教育、修路架桥、发展制造业来改变自己的能力。

爱因斯坦日记里最难听的地方，不是说中国穷，而是把穷说成是血统有问题。

中国后来修铁路、建港口、盖电厂、办学校、造卫星，靠的是几代人在教育、工程和管理上不停地下功夫，不是靠反驳一句一百年前的私房话。

那本旧日记留着的好处，是提醒人们在看一个不熟悉的文化时少下全盘结论。

一个在物理上提出相对论的科学家，不等于他在比较民族的时候就一定对。

面对以前的偏见，最稳当的办法就是把学校办好、把产业做扎实、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好。

只有铁路里程、航天任务和老百姓的生活指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真正代替情绪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