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把信交给药材商人后，一连三天没睡安稳。第四天傍晚，他决定出门探探风声。刚走到中环的电车路口，一个卖报的小孩跑过，塞给他一张卷起来的旧报纸。他走到僻静处展开，里面夹着一小片褪色的红布条——那是他母亲棉袄领子上常见的料子。
他立刻返回寓所，把所有现金和几张关键名片缝进大衣内衬。他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但这片红布意味着，事情已经在进行了。
一周后，灰布长衫的人登门，留下那半块玉佩。卫立煌摸着玉佩冰凉的断口，知道母亲确实被找到了。来人走后，他推开窗户，看着维多利亚港的轮船灯火，第一次觉得这繁华的港湾与他无关。
台湾方面的说客在一个雨夜上门。来人把委任状摊在桌上，金丝楠木的盒子敞开着，里面是一枚崭新的中将衔肩章。卫立煌看了一眼，推开窗户，让潮湿的海风吹进来。他说：“我最近关节疼得厉害，怕是担不起军务了。”说客走后，他把委任状丢进壁炉，看着火焰把它吞没。
侄子带来的布鞋成了最后的秤砣。他把鞋捧在手里，摸到鞋底夹层里有一点硬物。拆开一看，是一枚磨薄了的铜钱，边缘刻着两个小字：速归。这是他少年时离家，母亲塞进他包袱里的那枚“太平通宝”。
从那天起，他开始秘密变卖在香港的资产。股票、房产、古董，一件件脱手，换成容易携带的黄金和美金。他让夫人以探亲名义先去了澳门，再转广州。每走一步，他都用不同的化名给合肥那边寄一封平安信，信里只画一个简单的枣树图案——老家院里的那棵枣树。
1954年秋天，他登上去新加坡的客轮。船长是他的旧识，在舱室里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船长问：“这一走，还回来吗？”卫立煌望着舷窗外漆黑的海面，说：“该回去了。”
船在公海上遇到了风暴。浪头打得船身剧烈摇晃，他的行李箱从架子上摔下来，锁扣崩开，里面的衣物散了一地。那半块玉佩从绒布袋里滚出，滑到舷窗边。他扑过去抓住玉佩，手心被碎玻璃划出一道血口。他把玉佩和沾血的手一起按在胸前，靠在震颤的舱壁上想，如果船沉了，至少玉佩会和他一起沉下去。
风暴过去后，船在缅甸靠岸。他跟着一队马帮走了十七天山路，最后在滇缅边境的一个小镇见到了接应的人。对方是个精悍的年轻人，查验了玉佩，只说：“卫先生，前面换了汽车，我们走公路。”
汽车在崇山峻岭间盘旋了三天。过最后一道哨卡时，士兵查看证件，又看了看卫立煌。年轻人低声说了句什么，士兵立正敬礼，挥手放行。卫立煌问年轻人说了什么，年轻人笑了笑：“我说，这位是回来探亲的老先生。”
列车驶进湖南时，广播里正在放《歌唱祖国》。他听着那熟悉的旋律，把脸转向车窗。窗外的稻田一片金黄，农人在田埂上走着，扛着锄头。他看见一个老妇人直起身子，用手搭着凉棚望向火车。那一瞬间，他觉得那就是母亲。
到北京后的一切都很安静。他住进四合院，穿着送来的中山装，每天在院子里散步。第八天早上，工作人员送来车票：“卫先生，今天下午的火车，软卧包厢已经安排好了。”
火车南下，过长江时正是清晨。他醒来，看见宽阔的江面上晨雾弥漫，轮船的汽笛声悠长。乘务员送来早饭，一碗白粥，一碟酱菜，两个馒头。他吃着，想起母亲总说“早饭要吃踏实”。
车到合肥站，月台上站着几个人。为首的上前握手：“卫将军，一路辛苦。车子在外面，直接送您去老太太那里。”
车子开进熟悉的乡间小路时，他的手指紧紧抓着膝上的公文包。包里有那半块玉佩，有侄子带来的信，还有香港卖房契的最后一页副本——他把这些都带回来了。
院门开着。他下车，看见母亲站在枣树下，身子佝偻着，一只手扶着树干。他走过去，脚步有些踉跄。母亲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松开树干，朝他伸出手。他握住那只枯瘦的手，感觉到母亲的手在发抖。
“娘。”
“哎。”母亲应着，另一只手抬起来，摸他的脸，“瘦了。”
他扶着母亲进屋。桌上摆着红枣粥，还冒着热气。母亲让他坐下，自己颤巍巍地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吹了吹，递到他嘴边：“尝尝，甜不甜？”
他喝下那口粥，甜味在舌尖化开。他抬起头，看见母亲眼里的泪光，还有窗外枣树上新发的嫩芽。春天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