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纸摊在桌上，毛主席看了两遍，抬起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立刻给华东局去电，核实卫立煌母亲的下落。记住，不要惊动地方，先找到人。”
电报发出去了。谁也没料到，回电的内容却让事情横生枝节。华东局回电说，已经派人去了合肥东郊的村子，但老太太不住那儿。她住的房子在解放前两个月的拉锯战里被炮火击中，人没了下落。
主席放下电报纸，沉默了一会儿，让工作人员拿来了安徽地区的联络图。他用手指点着合肥周边的几个乡镇，最后停在靠近巢湖的一个地名上，说：“往这里再查。这个村子，以前有一批老人迁过去。”
这个线索并不在任何人之前掌握的情报里，是他凭着早年行军时对皖中地形的记忆推断的。华东局那边再次派人，这次按照这个方向摸排。三天后，消息传回：人找到了。老太太确实搬到了那个村子，住在一个远房侄子家里，身体还算硬朗。
主席听完汇报，只说了一句话：“请当地同志把老人安顿好。她儿子是抗日将领，对人民有功。这件事不必宣传。”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就在指令下达后的第五天，一份从国民党潜伏人员处截获的密电摆到了主席案头。密电里说，台湾方面已经获悉卫立煌写信求助一事，他们判断卫有北归之意，正在策划一套新方案：派人秘密潜入大陆，找到卫的母亲，将其挟持至香港，以此要挟卫立煌赴台，若不成，则“可采取极端手段”。
这份密电让整件事的性质骤然改变。保护一位普通老太太的安全，变成了必须挫败一场带有政治目的的绑架行动。
主席把密电递给负责安全工作的同志，只说了两个字：“快办。”
这一次，不再是地方干部换上便衣悄悄探望。一支精干的保卫小组连夜出发，他们没有通知任何地方机构，直接抵达那个村子，在卫母住所周围布下了暗哨。老太太对此一无所知，依旧每日在门槛边晒着太阳，搓着麻绳。
潜伏特务的行动比预想的还要快。就在保卫小组抵达的第二天夜里，两个黑影摸到了村口。他们扮成货郎，白天已经踩过点。深夜，两人绕到土屋后墙，刚用工具撬开木窗栓，屋里突然亮了灯。一个身影坐起来，却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年轻干部。他平静地说：“等你们很久了。”
屋外瞬间响起几声短促的鸟鸣暗号，几个埋伏在暗处的保卫人员迅速合围。两个特务见势不妙，转身就逃，没跑出二十米就被按倒在地。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伪造的路条、少量美金，还有一封用密码写的行动指令，指令的结尾果然写着：“必要时可令目标消失。”
消息传回北京，主席听完整个行动报告，重点问了两个问题：“老太太受惊没有？”“对方有没有察觉是我们有意防备？”
得知老人从头到尾安睡，未曾察觉屋外变故，且抓捕过程干净利落，未留痕迹，特务与外界的联络也被切断后，他点了点头。他随即又口述了一封简短的电文，发给前线的某个联络点。电文内容是：“事已毕，勿虑。可择机告之卫将军，母安，勿念。”
这封电报没有通过常规渠道，而是经由一条绝密线路，发往了香港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几天后，这封只有八个字的电文，被巧妙地带到了正在寓所中闭门不出的卫立煌面前。
卫立煌展开纸条，看到那八个字，手指微微抖了一下。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久久不动。他并不知道这八个字背后是一场未遂的绑架与一次秘密的保卫行动，但他知道，“事已毕”三个字意味着北京方面不仅照顾了母亲，更替他化解了某种他尚不知晓的危险。
几个月后，当国民党方面再次派人上门游说，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委任状时，卫立煌当着说客的面，将那封信和委任状慢慢撕成两半，丢进了废纸篓。他站起身，对目瞪口呆的说客说：“我母亲在大陆过得很好。我卫立煌这辈子，不会再向南走一步。”
说客悻悻而去。卫立煌转身回到书房，从抽屉深处取出那张写着八个字的纸条，又看了一遍，然后划燃一根火柴，看着它一点点烧成灰烬。火光映在他脸上，那是一种去除了所有犹豫的平静。
他终于知道该往哪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