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九十五岁的张学良终于开口：于凤至和我的秘书搞在一起了，四个孩子的死，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她。

录音机还在转。坐在对面的年轻记录员周平手一停，没敢抬头。赵一荻本来在削水果，刀停在半空，低声说：“汉卿，这话不能留。”张学良没看她，只盯着周平：“写下来。她对不起我。”

周平不敢反驳，先把磁带翻面。采访一结束，他回到小旅馆，把旧人说过的时间抄在纸上：于凤至哪年离开，几个孩子哪年出事，张学良当时人在哪里。抄到一半，他自己先停住了。所谓“秘书”，旧人嘴里对不上号；四个孩子的事，也不是一句“她害的”能装下。长女一直活到高龄，三个儿子先后离世。那些年，张学良不是被关在山里，就是被押在岛上，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第二天，周平把纸折好，没敢递，只问：“张先生，您说的那个秘书，叫什么名字？”张学良张了张嘴，先说“姓李”，又改口“记不清了”。赵一荻在旁边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张学良突然发火，拍着轮椅扶手：“你们都要替她说话！”屋里静下来。

周平这才看明白，老人要的不是名字。他要的是一句能让自己站住脚的话。半辈子囚禁，儿子一个个没了，他不在场，也不能认。认了，就是他这个父亲欠下的。推到于凤至身上，他心里才好过一点。

可周平还是问：“于夫人走的时候，您知道吗？”张学良不答。赵一荻替他答：“1990年。”周平说：“那您说的四个孩子，有几个是她守在跟前的？”张学良还是不答。他眼睛红了，手却指着录音机：“把这段留着。”

周平没留。他把“她和秘书搞在一起”单独记在一页，旁边写：无旁证，时间不对。又把“四个孩子”那句划掉，改成：长女健在，三子早亡，父多不在场。

第三天，负责整理稿子的人听说这段，眼睛亮了，说要把这句放最前头。周平说时间对不上。那人说：“对不上才有人看。”周平把年表推过去，对方没看，只问：“张学良亲口说的，你敢不登？”周平说：“亲口说的，也得是真的。”两人不欢而散。

那几天，周平又去问了两个张学良的旧人。一个老随从说，于凤至离开前，把家里能安排的事都安排了。孩子后来出事，消息传到她手里，有时已经隔了几个月。周平问：“他恨于夫人吗？”老随从摇头：“他恨自己，但不敢说。”

晚上，张学良把周平叫过去，问：“你信不信？”周平说：“我不信。”张学良问：“为什么？”周平说：“您被关着，她也在外头看病。您说她和秘书，谁看见了？您说孩子是她害的，可您连他们哪年走的都要想半天。”张学良沉默很久，说：“我关了一辈子，总得有个人错。”

周平没接话。他把磁带倒回去，张学良又听了一遍自己的声音。听完，老人没让删，只说：“你们要写，就写她对不起我。”周平点头，收起磁带。出门前，他听见张学良在身后问赵一荻：“她走的时候，还是张家人吗？”赵一荻没有回答。张学良也没再问，只把手里的毛巾一点点攥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