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会场，气氛正浓。侯宝林大师忽然凑近钱学森，半开玩笑地问：“我靠一张嘴混饭吃，钱公您呢？”
 

1975年1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走廊里人来人往，代表们趁着休息时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
 
 
工作人员把钱学森领进一间休息室，推开门的那一刻，他看见靠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正是侯宝林。
 
 
钱学森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一把握住侯宝林的手，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兴奋：“是宝林先生吧？总是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今天终于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侯宝林定睛一看，也认出了眼前这位穿着中山装、面容清瘦的人，赶紧站起来回握：“久仰久仰，我认得您，您是钱学森先生，大科学家。”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气氛一下子就松快了。
 
 
侯宝林比钱学森大6岁，1917年生在天津，4岁被舅舅送到北京地安门外侯家。他小时候捡过煤核、卖过报纸、拉过水车，11岁拜师学京剧，后来改学相声。
 
 
在天桥撂地演出的那些年，他靠着不认字就硬认、不懂就问的劲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硬是从地摊上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新中国成立后，他带头净化相声语言，把那些低俗的、不上台面的段子逐一剔除，又和老舍、罗常培这些文人交朋友，虚心请教，把相声从“撂地”的玩意儿提升为一门语言艺术。
 
 
钱学森比他小不了几岁，1911年生的钱学森小时候在北京长大，放学后常常溜到天桥去听相声。
 
 
后来他去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跟着冯·卡门做研究，搞航空工程，回国后一头扎进导弹和航天事业，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参加任何文艺活动。
 
 
两人真正搭上话，是1955年10月的事。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一家人临时住在北京饭店。那天晚上有一场宴会欢迎他和一同归国的学者，宴会后有文艺演出，其中就有侯宝林的相声。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他解放前在天桥听的那些相声，内容良莠不齐，有些简直令人作呕，他对相声的印象一度很差。
 
 
可侯宝林一开口，他愣住了。那些段子内容干净，格调高，幽默得恰到好处，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又觉得心里亮堂。演出结束后，钱学森走上台去向演员致谢，和侯宝林握了手。
 
 
之后20年，两人各忙各的，再没见过面。
 
 
休息室里，两人聊得投机。侯宝林看着眼前这位谦逊的科学家，心里很有感触。
 
 
过去说相声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行当，艺人被叫“下九流”，如今大科学家、知识分子都成了相声的听众，他半开玩笑地对钱学森说：“我靠一张嘴混饭吃，钱公您呢？”
 
 
钱学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着侯宝林，目光温和，反问了一句：“宝林兄，你的嘴长在何处？”
 
 
侯宝林一愣，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钱学森笑了：“我也靠这个吃饭。”
 
 
在场的人全笑了。
 
 
这句话往浅了说是个玩笑，往深了想，钱学森说出了一个道理。
 
 
侯宝林能在台上三言两语就把人逗乐，靠的就是他脑子里那些东西。
 
 
他年轻时在天津演出，碰上观众捣乱，有人嘴里骂着往外走，场面眼看就要失控，侯宝林当场来了一句，说那位说的是法国话，自己听着耳熟，是自己同学。
 
 
台下哄堂大笑，危机就这么化解了，这种反应速度，靠的就是脑子。
 
 
钱学森这边，靠的更是脑子，但他从来不觉得搞科学的人就该只懂公式。
 
 
他给学生讲课，要求写文章要通俗，说火箭有100多米高，你就说大约有30层楼高，这样普通人才听得懂。
 
 
他说过一句话：“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1975年那次见面，摄影记者在两人交谈时按下了快门，留下一张照片。照片里钱学森和侯宝林坐在一起，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18年后，侯宝林因病去世。那时钱学森已经82岁，也卧病在床。他听说消息后十分悲痛，让身边人把报纸上关于侯宝林的报道和文章都找来，用颤抖的手一篇篇剪下来，粘贴整齐，作为重要资料留存。
 
 
他还特意嘱咐复印下来，说要认真向侯大师学习。1993年2月14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侯宝林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钱学森是真心这么认为的。他自己从年轻时就在天桥听相声，后来听了侯宝林的相声，知道这门艺术能走到什么高度。他也知道侯宝林为了走到这个高度，在台下吃了多少苦。
 
 
一个只读过3个月小学的人，为了学文化，在北京图书馆里抄一本10多万字的老书，一连抄了18天。这样的人，钱学森是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