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开国上将晚年解密，草地分兵的生死瞬间，是他用身体为中国革命挡下了枪口。

很多人提到李德，第一反应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连续受挫，还有湘江战役中的惨重损失。

1934年底，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大约有8万人，走到湘江边，连续经过多场苦战，渡江后清点人数，只剩3万出头。大批红军将士倒在湘江两岸，部队士气低落，行军速度迟缓，危险已经不是输掉一场战斗，而是整支队伍可能被拖垮。

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人，就是李德。

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他因为政治活动被捕，后来在苏联帮助下越狱，前往莫斯科，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李德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基础的人，他受过系统训练，也在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工作过，懂军事理论，熟悉欧洲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方式。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1932年，李德奉命到上海送一笔经费，任务完成后本来准备离开，却遇到了博古。那时，中共临时中央正需要一个有苏联军事背景的人，李德因此留了下来。1933年9月，他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最初的身份只是军事顾问。

顾问和最高指挥员，原本是两回事。李德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可在博古、王明等人的推动下，他的身份一步步被抬高，最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他的问题不是完全不懂战争，而是太相信自己熟悉的那套战争模式。

苏联红军的战场规模大，装备条件强，能够依靠阵地、火力和兵力展开正面较量。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地盘有限，武器不足，部队数量也不能和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过去几次反围剿能够取胜，靠的是机动、伏击、诱敌深入，以及灵活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

李德接手后，却把战争重点转向了修筑工事和正面防守。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修建了大量碉堡，红军被要求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消耗战。看起来防线越来越多，实际上苏区范围不断缩小，红军也在一次次硬拼中损失有生力量。

一年多时间过去，中央苏区最后只剩下8个县。继续留在原地，已经很难维持，红军只能撤出根据地，踏上长征。

这也解释了李德为什么会被批评得如此严重？真正的原因，不只是输掉了几场战斗，而是他把一套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办法，持续用于最需要灵活应变的战场。

长征初期，这种问题仍没有立刻改变。部队携带大量物资，行军速度上不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很难迅速摆脱。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损失过半，官兵情绪跌到了低点。

如果湘江战役只是一次普通失利，后面或许还可以慢慢调整。可当部队只剩3万多人，逃兵增多，指挥层争论激烈时，红军已经到了必须改变方向的时刻。遵义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

会议持续了三天，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批评，会议作出调整，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重新进入领导核心。此后，红军的作战方式逐渐恢复灵活机动，部队也慢慢摆脱了最危险的局面。

从结果看，李德的责任无法回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被迫提前，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这些都是摆在历史面前的事实。

李德被解职后，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据陈士榘后来回忆，李德虽然在战场指挥上犯过严重错误，但讲课认真，准备充分，学员对他的战术课评价并不差。他开始使用红军过去打胜仗的案例讲解战术，不再一味照搬苏联经验。

这说明，李德并非完全听不进意见。至少在失去权力后，他没有把失败归咎于别人，也没有继续用原来的身份压人，而是转到教学岗位，重新整理自己的认识。李德在课堂上的变化，至少说明他具备一定的反省能力。

后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试图以分裂方式争夺领导权，甚至有用武力控制中央的危险。这个关键时刻，李德选择支持毛泽东和中央，赞成北上抗日，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做法。

一个曾经坚持错误军事路线的人，在新的政治选择面前并没有继续固执，而是愿意站到他认为正确的一边。是不是可以据此抹掉他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中的责任？当然不行。可如果因此把他全部归结为无能，也同样不准确。

李德并不是凭空出现在中央红军指挥层，他有苏联军事教育和工作经历，博古、王明等人又把他包装成所谓军事人才，赋予了他本不该独自拥有的指挥权。换句话说，错误路线的形成，不是一个人单独拍板那么简单，背后还有当时领导层对外国经验的过度信任。

但这并不能替李德开脱，掌握军事指挥权，就必须对实际后果负责。懂理论，不代表懂中国战场，受过名校训练，也不等于能够处理复杂的革命战争。

1939年，共产国际安排李德回苏联汇报工作，他离开中国，此后再没有回来。回到苏联后，他因为在中国的工作失误受到审查，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中被关进监狱，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恢复自由。

晚年，他定居东德，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1974年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