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陪母亲游玩杭州，半个月花了一万三千多大洋，账单却让省政府报销。省主席直接把账单拍在蒋介石桌上：“委员长，夫人的这笔开销谁出？”

张难先当面让蒋介石难堪后，没多久就有人传话给他，说南京那边对他很不满，劝他赶紧去道个歉。张难先听完只是摇摇头，继续每天早起去办公室看文件，该批的批，该砍的砍，一点没受影响。
过了两个星期，蒋介石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信里没提报销的事，只说浙江政务繁重，望张主席保重身体。张难先把信收进抽屉，对秘书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省里那些被张难先裁掉的官员，这时开始到处传他的坏话。有人说他故作清高，有人说他想博名声，还有人揣测他这么硬气，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靠山。这些话传到张难先耳朵里，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照样穿着布鞋步行上下班。
三月里，杭州下了一场冷雨。张难先感冒了，咳嗽得厉害，但还是一早去了办公室。桌上放着几份新的开支申请，其中有一项是招待南京来员的特别费，列了八百大洋。张难先拿起笔，直接划掉了这笔钱，在旁边批了四个字：“按标准办。”
下午，民政厅的周厅长悄悄来找他，关上门说：“张主席，您这样下去，恐怕位置坐不稳啊。”张难先一边整理文件一边问：“怎么叫坐得稳？”周厅长压低声音：“您看，前几任主席，哪个不是……”张难先打断他：“我不是他们。”
周厅长走后，秘书进来送茶，犹豫着说：“主席，这两天省政府门口总有几个陌生面孔转悠。”张难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平静地说：“让他们看。”
四月初，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各省主席都要参加。张难先坐火车去了南京。会上，轮到浙江发言时，张难先站起来，把一份浙江半年来的收支明细表分发给众人，然后详细说明各项开支的削减情况。最后他说：“浙江负债正在减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一分不花。”
会场很安静。坐在主位的蒋介石一直没说话，等张难先讲完，他才开口道：“浙江的做法，可以供各省参考。”散会后，有几个省的代表过来找张难先要详细资料，张难先一一给了。
回到杭州的第二天，宋美龄的那笔账单又被人送回来了，不过这次不是要求报销，而是附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此款已由私人付讫。”张难先看着便条，对秘书说：“拿去归档吧。”
秘书问：“主席，这事就算过了吗？”张难先说：“公事公办，过了。”
日子照常过。张难先依然住在那处租来的民房，吃简单的饭菜。有天晚上，他夫人一边缝补他的旧衬衫一边说：“今天买菜时，听到街上有人议论你，说你是‘民国第一硬骨头’。”张难先放下手里的公文，笑了笑：“骨头硬不硬，自己知道就行。”
又过了几个月，浙江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张难先却在这个时候递交了辞呈。蒋介石批复得很快，准了。离开杭州那天，张难先还是像来时一样，自己提着行李去了火车站，买的仍是三等座票。站台上没有送行的官员，只有几个听说消息的市民远远站着看他上车。
火车开动时，张难先望着窗外渐远的杭州城，轻轻地舒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个省主席做得不长，但该做的事，一件都没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