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手遮天的斯大林临终前有多凄惨？当时苏联上下都在等他咽气，嘴上没人敢说，心里全在倒计时。这个让几千万人胆寒、让整个东欧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铁腕老人，最后走的时候究竟狼狈到了什么程度？
斯大林的眼睛盯着病房天花板上的裂纹。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他听见的不是医生的脚步声，而是门外地毯上，几双皮鞋耐心踱步的沙沙声。他知道，那几个人就等在隔壁，手里捏着怀表，计算着他每一次呼吸的间隔。
第一个发现他倒下的是别墅的老勤务兵伊万。清晨送文件时，他看见斯大林半躺在书房地毯上，一只手伸向掉落的眼镜。伊万僵在门口，喉咙发紧。他记得三年前，一个同样闯入“未经许可场景”的仆人，一周后从登记册上消失了。伊万轻轻退出来，关上厚重的橡木门，对走廊尽头的警卫摇了摇头，示意一切正常。
真正的召唤在四小时后才发出。不是医生，而是贝利亚的副官打来了电话，语气平淡地询问“领袖今日的日程是否照常”。伊万按照警卫长的吩咐回答“照常”。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挂断了。
直到下午三点，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三人才一同“闻讯赶来”。医疗小组跟在他们身后，提着沉重的器械箱。贝利亚走在最前面，推开卧室门时，他用手帕轻轻挥了挥，仿佛要驱散某种无形的滞重空气。
斯大林被移到床上，医生们开始检查。老医生伏尔科夫翻开领袖的眼睑，用手电筒照了照，又听了心音。他转身走到三位领导人面前，声音压得很低：“是严重中风。左侧肢体瘫痪，语言中枢受损。苏醒的可能性……很小。”他说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贝利亚。贝利亚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点了点头：“用最好的药，全力救治。”
药确实用了最好的，但剂量和时机成了谜。护士每隔六小时注射一次药剂，记录本上字迹工整。可伏尔科夫医生发现，本该维持血压的药物，几次都在交接班后的“短暂延误”后才送到病房。他不敢问，只在值班日志的角落里，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别墅里的时间变得粘稠而怪异。白天，高官们表情沉痛地进出，在客厅里低声交换着文件；夜晚，走廊空旷，只有斯大林断续的、拉风箱般的呼吸声。一次换班间隙，伊万偷偷瞥见，贝利亚的秘书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没有封口的信封，迅速走进了另一侧的小客厅。
第三天凌晨，斯大林突然睁开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声。守在床边的护士惊得站了起来，急忙要去叫医生。斯大林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极其缓慢地、颤抖着抬起了几厘米，食指勉强曲起，指向床头柜的方向。护士顺着方向看去，那里除了一杯水、一盏台灯，什么都没有。她困惑地转回头，发现老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台灯底座——那是他习惯放私人钥匙和印章的地方。此刻，那里空空如也。
护士还没反应过来，那只抬起的手已经无力地垂落下去。眼睛里的光，像燃尽的蜡烛芯，倏地暗了。呼吸声戛然而止。
几乎在同一时刻，卧室门被推开。贝利亚走了进来，步履平稳。他没有看床上的人，先扫了一眼床头柜，然后才将目光转向心电图仪。屏幕上，绿色的线条已经拉直，发出单调的长鸣。
“通知医疗委员会。”贝利亚对身后的伏尔科夫医生说，语气像在吩咐一件日常公务。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径直走向书房。
别墅外开始下雪。广播里尚未播出任何消息，但克里姆林宫内部线路已经全部亮起。贝利亚坐在斯大林的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串钥匙。他试了第三把，打开了角落里的一个绿色保险柜。
里面没有清洗名单，只有几本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和厚厚一沓标注着“绝密”的个人信件。贝利亚翻看了最上面几页，合上，将它们全部放进自己带来的公文包里。他按熄了桌面的台灯，房间陷入昏暗。只有窗外雪地的反光，映照着他离开时，在地毯上留下的浅浅足迹。
一小时后，官方医疗公告才被起草完毕。死因被定为“脑溢血”。公告末尾，附上了全体政治局委员的签名。签名顺序，已经与斯大林倒下前的那次会议记录，有了微妙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