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揭拉开了中国经济重 心东移南迁的序幕，四川也由此步入长达数百年的战略 重 塑期。长江黄金水道日益繁忙，川东门户凭借水运之利逐渐兴盛商贾辐辏的盛景，反映出巴蜀在南方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腹 地。入唐以后吐蕃势力在高原勃兴，唐蕃长期角力于西部边境，而维州之战的胜利提振了唐军在川西方向的士气，四川在牵制吐蕃方面的战略价值由此进一步凸显，四川对青藏高原的制衡功能由此被进一步强化，川西沿线城镇陆续升格为经略西陲的前哨堡垒。北宋初年将蜀地设为西川路和峡西路，咸平四年（1001年） 又将西川路拆分为益州路（后改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将峡西路拆分为梓州路（后改潼川府路）和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而且当时官方主 导的茶马互市规模很大，茶马古道商旅络绎于川藏之间，四川不再充当中原物资流转的西南终端，反而一跃成为联结西南、沟通藏汉的商贸中 枢，其多重战略地位在动荡时局中得以确立。这段历程既是地理禀赋的释放，更是政军格局变动下四川角色主动演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