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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决战自10月3日韩部第33师进攻开始，至6日结束，共歼顽军11000余人。俘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第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10数名，下级军官600余名。缴获长短枪39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三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的弹药和军需品。

10月6日，韩德勤仓皇从海安撤往大本营兴化。陈毅此时俘获韩德勤是手到擒来，但他下令部队不要追赶韩德勤，并将被俘人员全部全部遣送回去，还将李守维的尸体用棺木装殓好，派部队护送回去。

1940年10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南下，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会师。新四军和八路军从此联成一片，华中抗日的局面大为改观。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黄桥战役的胜利，促使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你打韩德勤，所以我打皖南”。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蒋介石早在黄桥战役之前就决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动手了。

9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新四军：据重庆周、叶今日绝密电称，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

9月21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提交扫荡江南新四军的详细计划，拟抽调方日英、唐明昭、刘炳哲等部围攻皖南新四军，蒋复电“准之”。

由此可见，早在黄桥战役前，国民党就已经制定好了攻打皖南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不论你打不打黄桥之战，他都是要打皖南的。更何况，还是韩德勤首先进攻黄桥新四军的，是国民党“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江北韩德勤打了头炮而已。

9月22日，项英致电毛、朱、周、叶，报告顽军3个师将第3支队与军部截断，并从3面包围军部。也就是说，蒋介石批准计划的第二天，顾祝同就开始行动了。

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回复项英:皖南军部应移动到第3支队所在的铜陵、繁昌地区，这里靠近长江，可以渡长江北移，如果有可能也可以到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刘少奇的电报说的更加直接：“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最后刘少奇恳切地说，军部不来，是否可以让叶挺先来。

但是项英还是不肯走。10月11日，项英致电毛、朱、王并告胡服：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北移困难，也不便移三支（队）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队）地区连成一片，作（战）准备已相当完备。

项英为什么不肯走？因为他还是想在国民党进攻时，到黄山地区打游击。

10月17日，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延安发出“皓电”。电报列举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罪状”,并以此为由，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1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同意江南新四军部队北移到长江以北，但江北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则留在现地。

这下就不得不走了。接下来就是走哪条路的问题。

从皖南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去江北，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北线。从云岭北上，通过第三支队控制的铜繁地区，直接渡过长江到江北的无为地区。第三支队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长江的渡口，并在附近抢修工事。第三支队第五团一部已于1940年7月渡江到达无为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这条路线最短。1940年11月初，曾希圣在无为组建“渡江指挥部”，筹集船只、预设12处渡口，准备接应；但桂系第176师随即抢占牛埠、土桥、襄安、刘渡等渡口，收走部分船只并派部队巡逻。而且长江江面被日本人控制。蒋介石大张旗鼓地发出“皓电”的用意，就是提醒日本人，新四军要北移，于是日军加强了长江上的军舰巡逻，同时第五战区在江北布置重兵。如果新四军大部队从此渡江，很难进行隐蔽，必遭日军军舰拦截，然后第五战区在江北收容“残部”，一口吃掉新四军。

另一条路是东线。就是当年第一支队东进的路线，从云岭经宣城杨柳铺、孙家埠、郎溪、梅渚镇到苏南水西地区，再从镇江附近渡江去苏北。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交错防区，且东线必经之路上横亘着国民党第52师、第108师和第40师、第63师等部队。而且日本人在蒋介石“皓电”的提醒下，也大大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扫荡，增加了更多的据点。

总之，由于项英一拖再拖，两条路线实际上都被敌、伪、顽重重封锁，肯定没有那条路是好走的，都有可能发生激烈战斗。

于是项英就在路线选择上犹豫不决，各种考虑，反复与中央、盐城协商商议，拖到12月25日，又给毛、朱、周发电：“我们除积极备战外，已发通电。以后行动方针如何，请即电示，以免仓促误事。”把球推给了中央。

这下中央也忍不住了，26日回电直接给予严厉批评：“项、周、袁：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藉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尖，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竞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竞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正如中央电文中所说，只要有决心想办法，东线走苏南这条路是能走通的。因为我岳父宋裕和就是在12月中旬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走这条到达苏北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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