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国民党中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因枪杀了与他关系暧昧的男性朋友，结果被判死刑。黄百韬遗孀不认命，拿着勋章就去跪倒在老蒋的“总统府”门前，要求刀下留人。

黄效先被改判后，在台北监狱开始了他的无期徒刑。刚进去那阵子，他还有点少爷脾气，觉得家里迟早能把他弄出去。可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母亲偶尔来探监，外面似乎渐渐把他忘了。
同监房的老犯人告诉他，这里头关过不少人，有的比他背景还硬，最后也都老实了。黄效先起初不信，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偷偷塞钱打点的狱警被调走，新来的对他毫不客气，他才明白父亲那点余荫，到这里也快耗光了。

他开始在监狱工厂做木工，手上磨出了茧。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想起杨士荣倒地的那一幕，还有那股烧焦的气味。他试着不去想，可记忆总是钻出来。
母亲柳碧云每个月都来，带点吃的和换洗衣服。她头发白得很快，但每次见面都努力挺直腰板，还说已经在托人想办法减刑。黄效先劝过她别折腾了，柳碧云总是摇头：“你爸就你一个儿子。”
监狱里消息不灵通，但有些事还是能传进来。六十年代初，听说外面经济开始好了，不少人家有了收音机。有次放风时，一个新进来的犯人小声说，现在美国人在帮台湾搞建设，街上车多了。黄效先听着，觉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1965年，监狱长换了人。新来的典狱长叫陈志远，是黄百韬当年的老部下。他没给黄效先特殊照顾，但有一次视察车间时，在他身边停了停，低声说了句：“别给你父亲丢脸。”
就这一句话，黄效先记了很久。他开始认真干活，还主动报名了夜校识字班。同监的犯人都笑他，三十多岁才学认字，有什么用。黄效先没吭声，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觉得该做点什么。
母亲来的次数渐渐少了。有次探监时她说腿脚不太利索，坐车颠得难受。黄效先劝她别再来了，柳碧云隔着玻璃看了他很久，最后点点头。
1968年底，监狱通知他准备假释材料。黄效先愣了半天，问是不是搞错了。狱警不耐烦地说：“叫你办就办，问那么多。”
后来才知道，是几个父亲的老战友联名保他，说黄百韬为国捐躯，留个儿子在牢里度过余生，寒了老弟兄们的心。蒋介石那边点了头，但要求他出狱后必须离开台湾。
1969年春天，黄效先走出监狱大门。母亲在门口等他，背已经驼了。家里来了辆车，直接送他们去机场。路上柳碧云塞给他一个小布包，里面是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和一本美国护照。
“到了那边，重新做人。”母亲只说了一句。
机场海关检查时，官员看到勋章愣了一下，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抬头打量黄效先，最后什么也没说，盖了章放行。
坐上飞机，黄效先把勋章收进内袋。引擎轰鸣声中，他透过舷窗看着越来越小的岛屿，突然想起监狱里老犯人说过的话：“有些债，不是不还，时候未到。”
他闭上眼睛，没有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