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逝世生平回顾

长期以来，香港的政治体制师承英国，说得好听些，公务员与政治家高度职业化，说得难听些，或者直白些，这是一种官僚式冷漠，是西方马基雅维利理论的极致应用——在保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尽可能大的存续空间。注意，是保证“基本稳定”，而非“基本人权”，他们从根本上就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哪怕是口号和作秀都没有。

这一点，你在香港的工地仍然使用竹脚手架，七十五岁乃至八十五岁的长者依然要驾驶出租车或者小巴士讨生活，工薪阶层住劏房甚至笼屋者大有人在，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就能看出迹象。故而一直以来，对于香港的宣传也是精分的，一方面很浮华，根本不愿意触碰浮华之下的哪怕一丁点不体面，一方面又做得真的很烂，最后面对压力又不情不愿地表态，我们要做点什么改变。回归前是这样，回归后本质上也是这样。

但总有愿意主动改变的人，即便阻力巨大，即便明知不可为，仍要为之。尤其是对比锒铛入狱的曾專員们，豫大丰亨的李專員们，为官避事的林鄭專員们，窜逃海外的黃專員们，你就知道做出改变的艰辛，改变决心的可贵。

愿意改变的人里，有在黑暴期间仍选择民族大义的爱国同胞，有来自一线的警察和社工，也有光头警长、何君尧先生、吴秋北先生、李慧琼女士、陈贝儿女士这些公众人物，有霍英东先生这样的爱国企业家，当然也包括回归前与分裂势力坚持斗争，带领香港挺过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八万五计划以求改善香港住房环境的那位董先生。

乃至于差不多20年后，或许是在雷霆手段的推动，或许真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那种带着官僚式冷漠的政治体制终于要让自己做更多的事情了，人们这才发现，如今要做的、在做的事情，很多都是董先生当年想做在做，但迫于阻力没有做成的，比如公屋推广，比如填海造陆，比如北区开发，比如大湾区融合，比如议会改革，比如国安立法……

比起澎湃同志，贺龙元帅等人，董先生算不上背叛了自己阶级的人，但对于香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值得被选择，被托付以重任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要支持董先生，不支持董先生，难道要支持彭定康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