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被判死刑，临行刑前去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地下党心领神会，扛起一块板子，支到了厕所墙壁上。

1949年4月11日凌晨，上海威海卫路171号看守所里，一名死刑犯突然捂住肚子，疼得蹲在地上，非要去厕所。

按规矩，死囚不能随便离开牢房。可值班看守看他脸色发白，又想到这个人过不了几个小时就要被押往刑场，便骂骂咧咧打开了门，只丢下一句，早去早回。

谁能想到，这句随口说出的话，竟成了范纪曼逃出生天的信号。

范纪曼拖着脚镣走到走廊尽头，关上厕所门，马上露出提前准备好的木板。闹肚子是假，逃命是真。

这间厕所的外墙年久失修，比其他地方矮一些，墙顶也没有铁丝网。范纪曼入狱后一直观察环境，早就认定这里是看守所唯一可能翻出去的地方。那块杉木板，就藏在墙角不起眼的位置，一端还磨出了踩脚的凹槽。

第一次攀爬时，脚镣绊住了他的重心，他狠狠摔了下来，脸颊被砖缝划破，血顺着脸往下流。时间不等人，他顾不上疼，只能继续等探照灯扫过墙头的间隙。

第二次，他终于踩着木板翻上围墙，跳进墙外的弄堂。细雨落下来，街巷漆黑一片，他拖着伤腿一路奔逃，随后在黄浦江边的芦苇荡里坐上了地下党安排的小船。

从死刑牢房到江边接应船，中间隔着的不是运气，而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多年养成的观察和判断。

范纪曼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逃犯。

早在1926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四川梁山县委第一任书记，办剧社，做宣传，组织农民运动。1929年，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他和上级失去联系，这条路一下子断了。

断线之后怎么办？是退回普通生活，还是继续寻找新的战场？

范纪曼选择了后者。他考入北平大学戏剧系，又凭借英语、日语、德语和俄语能力，逐步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表面上，他穿军装，坐专车，手里有经费，职位也不断上升，实际上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暴露身份。

潜伏最难的地方，不是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长时间保持正常。一次眼神，一句话，一个不合时宜的反应，都可能让多年经营毁于一旦。

1938年，范纪曼截获日军重炮旅团调往张鼓峰的绝密情报，并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两天后，苏军准确摧毁了日军炮兵阵地。那天，他坐在钢琴前弹完一曲英雄交响曲，情报已经化成纸上的几行字，却可能影响远东战场的一次行动。

这样的工作，不能公开表功，也不能向亲人解释。做成了，没人知道是谁完成的。失败了，等待他的就是审讯、枪决，甚至连一个辩解机会都没有。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撤退前开始清查和抓捕地下党员。范纪曼的一名单线联系人沈寒涛被捕后叛变，又根据范纪曼曾经送出的一本书，把他供了出来。

被捕后，特务用尽办法审讯，范纪曼始终没有开口。他甚至穿着国民党军装，用蒋介石授予的军阶和看守所长交涉，让对方不敢轻易动他。

但他心里清楚，身份已经暴露，死刑只是时间问题。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提前盯上厕所的墙。很多人以为越狱靠的是临时胆量，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是人在绝境中还能不能冷静观察。墙有多高，探照灯多久扫一次，脚镣会怎样影响重心，木板能不能承受重量，这些细节都得提前想过。

不过，逃出去并不代表故事结束。范纪曼藏进民盟朋友家中，一直等到上海解放。按常理说，他应该可以重新回到组织，恢复公开身份，后面的路也该顺利一些。

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早年和组织失去联系，相关档案无法完全衔接，关键证人也难以找到，组织曾提出让他重新入党。范纪曼拒绝了。他认为自己1926年入党后从未改变立场，也没有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情，不能因为档案一时接不上，就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全部抹掉。

问题在于，历史留下的空白，有时比敌人的审讯更难解释。敌人要的是口供，组织面对的则是证据、程序和复杂关系。

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范纪曼又因早年的秘密联络关系受到牵连，被判处20年徒刑。一个从敌营中逃出、为组织传递过重要情报的人，再次走进监狱，而且这一回，关押他的不是敌人的看守所。

这段经历说明，特殊年代里，个人命运常常会被复杂局势推着走。有人熬不过漫长等待，也有人在沉默中坚持下来。范纪曼没有公开抱怨，直到1975年刑满出狱。

出狱后，他去了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学生们看到的，是一位安静、清贫、学问扎实的老师。他会多门外语，也懂油画和舞台设计，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师曾经在上海滩翻过死囚牢的高墙，更不知道他脸上的淡疤，来自那场雨夜逃亡。

如果不是后来平反，这些经历可能一直埋在他的个人记忆里。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范纪曼无罪。1984年12月，中组部正式下文，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从入党到组织正式确认，整整58年。

58年里，他做过地下工作，传递过情报，坐过死牢，翻过高墙，也经历过长期蒙冤。时间把很多事情冲淡了，却没有改变他对自己选择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