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罪犯王金全趁狱警转身的空隙，一头钻进监区厕所的大便槽。从粪便槽内一寸一寸往外爬，连夜逃往芦山。此后20年，这个人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直到2009年，一个身家百万的家纺连锁店老板，主动交代尘封二十年的越狱罪行。

1988年，王金全趁狱警转身的空隙，猛地钻进了监区厕所的大便槽。他只能一点一点往外爬，身上沾满污物，皮肤也被沿途的硬物划伤。
 
那一夜，他逃到了芦山附近的野林子里，一直躲到天亮。
 
天亮后，他找到一条山涧，把自己反复冲洗，可那股臭味仿佛已经钻进了鼻子里，怎么也散不掉。他又摸到山脚一户农家，偷走院子里晾着的旧衣服，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零钱塞进门缝，随后不敢坐车，只挑偏僻小路赶路。
 
饿了，他摘野果、挖野菜，有时到农户家里干点杂活，换一口饭吃。那段路走了多久，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知道要离监狱越远越好。
 
后来，他来到北方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小县城，用了一个假名字，叫王全，在建筑工地搬砖。包工头看他话少、肯吃苦，也没有追问来历。
 
王金全把工钱攒得很紧，别人抽烟喝酒，他几乎一分钱都不花。晚上睡在工棚最角落的位置，稍有动静就会惊醒。那时候，他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突然听到警笛声。
 
两年后，他用假身份证在菜市场附近租下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铺面，从批发市场进来被套、枕头和床单，开始卖床品。
 
生意并没有马上好起来，他就把店面收拾得整整齐齐，价格压得实在，慢慢积累回头客。一个经常来买菜的大婶见他孤单，后来把侄女刘娟介绍给了他。
 
刘娟在县里的纺织厂上班，性格温和，觉得王全老实、能干。王金全却一直躲着她，原因很简单，他不敢让任何人靠得太近。
 
一个逃犯，能不能拥有正常家庭？他当然想过，可他也清楚，自己隐瞒的不是普通往事，而是一桩越狱罪行。
 
刘娟问起他的家人，他支支吾吾地说，父母早亡，老家没有亲人，自己是孤儿。说完这句话，他不敢抬头看她。
 
两人还是结了婚，婚礼办得很简单。王金全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妻子，家务活也主动承担。他对妻子越好，心里的愧疚反而越重，因为这份婚姻从一开始就埋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女儿出生后，他一边抱着孩子高兴，一边担心自己哪天被抓走，妻子和孩子该怎么办？
 
家纺生意恰好在这时慢慢做了起来。他从一个小摊位做成小店，又租下隔壁铺面打通，后来在县城和附近乡镇开出四五家连锁店，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家纺老板。
 
按常理说，日子越过越好，人应该越来越踏实，可王金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轻松。
 
街上遇到警察，他会下意识绕路。有人来店里检查营业执照和消防安全，他手心发汗。女儿学校开家长会，他总说店里忙，让妻子代替自己参加。
 
夜里，他经常梦见那条臭气熏天的粪道，梦见自己被戴上手铐。每次惊醒，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女，他都觉得胸口堵得慌。
 
他开始不断做善事。遇到灾情，他匿名捐钱、捐被子，听说老人生活困难，就托人送去帮助，敬老院需要棉被和床单，他也定期免费更换。
 
有人夸他做好事不留名，他只是说一句“应该的”。可他心里明白，这些善举不能替他抹掉犯罪记录，也不能让那个假身份变成真的。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做好事和承担法律责任，从来不是一回事。捐了多少钱，帮助过多少人，都不能自动抵消过去犯下的罪。
 
女儿上初中时，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女儿写了父亲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善良，如何成为自己的榜样。作文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
 
妻子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王金全，他却沉默了很久。
 
女儿眼里的榜样，真的配得上这个称呼吗？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09年春节前后。店里来了一个新员工，对方是他老家的远房亲戚，隔了20多年，虽然没有直接认出他，却流露出几分疑惑。
 
这点疑惑，让王金全彻底慌了。
 
他知道，自己可以躲过一次盘查，也可以用假名字生活20年，却不可能永远躲下去。只要亲戚、熟人、身份核查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个家庭都可能突然被卷进来。
 
正月十五那天，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元宵。女儿说着学校里的事情，妻子笑着给孩子夹菜。灯光很暖，气氛也很平静，可王金全心里清楚，这个家一直建立在谎言上。
 
过了两天，他独自走进辖区派出所，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20年前的越狱经历。
 
等待他的，是手铐，也是法律后果。但他说出那句话后，压在心里20年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从逃跑那一刻开始，王金全一直在躲。他躲监狱，躲警察，躲熟人，也躲妻女的追问。后来他赚到了钱，做了善事，成了别人眼里的好老板，可他始终没有摆脱那个越狱者的身份。
 
他为什么偏偏在身家百万、家庭稳定时投案？因为人可以靠假名生活，却很难靠假名获得真正的安宁。
 
这段经历还有另一层提醒，时间不会自动改变事实，财富也不能替代责任。只是当一个人终于选择面对时，他至少不再继续把谎言留给最亲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