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3岁的戴望舒向18岁的施绛年求婚，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到了第二年，他爬上天台，拿自己的性命当筹码，逼那个姑娘点了头。
 

1928年那阵子，戴望舒二十三岁，住在上海施蛰存家里，天天见着施蛰存的小妹施绛年。
 
绛年那一年十八，个子高，性子开朗，和戴望舒完全两类人。
 
戴望舒一米八几的大个，可脸上因为小时候出天花落了麻子，平时看着疏朗，内里其实极敏感，他写诗、翻译、闷在屋里多，真到了人要紧感情上，越喜欢钻牛角尖。
 
施家兄妹往来文人多，他借着寄居之便靠近绛年，送诗、表白、托人传话，一步步把人家姑娘当成《雨巷》里那个丁香人儿去捧。
 
可绛年不吃这一套，她要的不是愁怨、不是油纸伞，是能说笑、能踏实过日子的人。
 
戴望舒正式求婚，她拒了，理由不复杂，不心动就是不心动，硬凑婚事对谁都累。
 
遭到拒绝以后，戴望舒没退，反而更轴。
 
有资料说他约绛年最后谈一次，摆明若不成便殉情，也有说他在上海高楼屋顶上以跳下去逼她点头。
 
不管屋顶还是约谈，核心都一样，他用自己这条命压一个十八岁姑娘的终身。
 
绛年吓住了，知道再硬拒可能出人命，便松口先订婚，但不是无条件嫁，而是给他一道门槛，出国念书，拿学位，回来有稳定收入和正经前途，再谈结婚。
 
戴望舒像抓住救命稻草，转头催父母从杭州到上海提亲，施家那边起初不乐意，架不住以死相挟的场面，又有施蛰存从中转圜，婚事算勉强订下来。
 
这以死逼肯的婚约，从第一天就歪了。
 
爱情要是靠对方怕你出事才点头，点到头的也不是心，是亏欠和将就。
 
绛年提留学，表面像条件，实则也是缓兵，她知道戴望舒真去法国几年，距离拉开，自己还能喘口气。
 
戴望舒不懂这层，只当姑娘终于松口，1929年出诗集《我的记忆》，扉页用法文写给绛年，还嵌拉丁诗句，把一腔执念全摊出来。
 
他越写越深，越深越容不得别人不回应，可绛年本就不是能被诗绑住的人。
 
真正出国是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坐达特安号去法国。
 
送船那天，日记里写绛年哭，他在甲板上看白手绢，写得极动情。
 
 但人在巴黎、里昂，生活并不如诗。
 
自费留学钱不够，他靠翻译、稿费、朋友接济过日子，学业也未必按学位路子走；更糟的是国内消息慢慢不对，绛年没等他，反倒和在上海北极冰箱公司做推销的周知礼走近了。
 
周知礼复旦商科出身，和绛年同过邮政系统，人务实，比整天忧郁写诗的戴望舒更贴她日常。
 
 施蛰存给戴望舒写信，只说绛年老样子懒，不把移情的事挑明，怕他疯得更厉害。
 
 可纸包不住火，1935年春戴望舒回国，证实传闻不假，当着人面给了绛年一耳光，随后登报解除婚约，八年拉扯就此收尾。
 
再看1928到1935这根线，最让人唏嘘的不是诗人多痴，而是他把我爱她等同于她必须属于我。
 
求婚被拒，正常做法是退一步、冷一冷，看看彼此是否合适，他偏不，跳楼相逼、订婚施压、出国换婚约，一套流程全是把自己的不安转成对方的负担。
 
绛年也并非全无辜，起初不干脆拒绝，给他留希望，后来用留学把人支走，也算拖而不是断，可话又说回来，一个十八岁姑娘面对大诗人以命相胁，硬刚到底并不现实。
 
那个年代女子拒婚要考虑家里、名声、文人圈人情，她能做的也就是先应下、再找空隙抽身。
 
在我看来，婚姻这回事最怕两样，一是靠胁迫换来的答应，二是靠想象维持的懂你。
 
戴望舒懂的绛年，是《雨巷》里结着愁怨的影子，不是会去邮局上班、会挑推销员、会算以后日子怎么过的施绛年，绛年要的安稳和现实，戴望舒又觉得俗，宁可翻译挨穷也要把感情写成殉道。
 
两人错位多年，跳楼逼出来的订婚，最终还是靠一纸解除启事收场。
 
后来戴望舒娶穆丽娟、再娶杨静，仍旧重复诗人很深情、生活很拧巴的老路，穆丽娟说他心里始终装着施绛年，杨静又因性格隔阂离开，算是把同一种悲剧换了两遍。
 
所以聊这段旧事，别只当才子痴情看；真把人逼到楼边换一句承诺，那不是爱得深，是把爱做成了债，借的是命，还的却是对方一辈子不情愿。
 
绛年后来随周知礼去台湾，在航空系统做事，1960年病故，比起雨巷里的丁香影子，她总算自己把余生活成了人，而不是别人诗里的雾。
 
主要信源：（光明网——戴望舒与丁香姑娘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