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有人报李时雨通共请捕。戴笠看罢一笑：“此人我很了解，不可能是地下党！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

在军统不少人的眼里，李时雨办事干练，是值得重用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深受戴笠信任的人，真实身份，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情报员。

能够同时获得汪伪与军统两方的信任，不靠运气。

这是十余年在敌营隐忍博弈换来的结果，也是隐蔽战线上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

戴笠的这次批示，帮他躲过一次危机。可军统内部的猜忌、派系争斗，从来没有消失。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的地主家庭。

家境优渥，但他没有安于享乐。

就读南开中学时，地下党员林枫引导他接触进步思想。

1927年，李时雨考入北京法政大学。

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各地，12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道路。

系统的法学教育，沉稳的性格，成了他潜伏敌营最好的掩护。

他心里十分清楚：“踏入敌营的一刻，我的真实身份，必须彻底隐藏。”

1936年，经过同乡引荐，再加上党组织批准。

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职，正式开启潜伏生涯。

西安事变结束，东北军向东调防。

组织把他调往天津，归华北局社会部管理，由何松亭单线领导。

地下工作单线联系，一旦出事没有外援，所有危险只能自己扛。

1939年初，两件生死任务交到李时雨手上。

一是转运日军严格管控的电台机件，二是营救被捕同志冯骥。

电台物资查控极严，稍有疏忽就会暴露。

李时雨手握伪法院与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通行证。

他先用公务车运走两箱机件，剩下一箱，自己坐人力三轮车护送。

面对日军检查站，他高举通行证从容通过，物资安全送达转运站。

完成转运，他立刻着手救人。

身为汪伪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他有权调阅案卷。

他当着下属发问：“这份案卷为何破损这么严重？”

下属连忙回答：“之前日军轰炸法院，很多档案都损毁丢失了。”

李时雨顺势接话：“这样看来，这份案卷应该也毁在了轰炸里。”

他趁机销毁冯骥全部案卷，抹除所有证据。

之后借着巡查监所的机会秘密会面，顺利帮助冯骥无罪释放。

同年，汪伪筹备伪国民党六大，四处拉拢参会代表。

改组派朱晶华看中他的能力，帮他伪造国民党党员身份，邀请他参会。

李时雨立刻上报组织，收到指示：“将计就计，参会潜伏，搜集核心情报。”

会议期间，他悄悄记录汪伪集团的叛国内幕。

这份一手情报传回延安，让党中央掌握了汪伪的核心动向。

自此李时雨在汪伪内部步步升迁，得到陈公博的重用。

陈公博跟身边人评价：“李时雨遇事沉着、能力扎实，办事我最放心。”

他身兼多项要职，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公博的秘书莫国康直接吩咐手下：“所有批阅完毕的文件，每日抄录一份，交给李时雨过目。”

1942年，李时雨借着收拢知识分子的名义，创办《先导》杂志。

杂志社设在自家二楼，安插地下党员，这里成了一处安全情报据点。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伪高层大洗牌。

大批旧部被撤换，唯独李时雨被周佛海留用。

眼看日军败局已定，华中局的张执一潜入上海，直接指挥他策反伪军警。

李时雨找到伪军官劝道：“日军败局已定，依附日伪没有任何出路，率部起义才是唯一活路。”

几名军官答应起义。但国民党军队抢先进驻上海，起义计划最终落空。

1945年日本投降，军统的余祥琴主动拉拢李时雨。

上报组织得到批准后，他继续潜伏，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

一次军统截获情报，地下党要在小巷52号开秘密会议。

李时雨当众下令：“八点全员集合，准时出发执行抓捕任务。”

转头他马上叮嘱妻子孙静云：“赶紧去通知同志们，会议取消，立刻撤离！”

等特务赶到，屋内早已空无一人。

1946年，戴笠坠机遇难。

失去保护伞，军统积压的派系矛盾彻底爆发。

沈维汉借和余祥琴的私怨，彻查其身边人员。核查档案发现两处疑点：李时雨家属曾被日伪怀疑通共被捕，也没有上级派遣他打入汪伪的报备记录。

1946年9月，李时雨被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军统看守所。

狱中特务动用压杠子、灌凉水，连续两天两夜刑讯。

李时雨始终咬定：“我不是共产党。”

审讯官厉声质问：“你家人有通共嫌疑，档案来路不明，你还敢狡辩？”

李时雨愤然反驳：“八年抗战，你们坐守后方，我舍命潜伏敌营，如今反倒蒙冤受审，这是什么道理？”

酷刑、套供全都没有拿到证据。军统无法按共党罪名定案，强行扣上汉奸罪，判处7年6个月。

1949年2月，李时雨走出监狱。4月经香港抵达北平。

他交出藏在古书里的情报，公开党员身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十五年潜伏生涯就此落幕。晚年，他和妻子拿出大部分积蓄，在家乡巴彦设立助学基金，资助家乡学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