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留着齐耳短发，面相纯善，微露笑容的母亲怎样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丧命于自己的丈夫与儿子之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寒夜的家庭会议，结束得比它开始时更冷。方忠谋那晚在饭桌上言辞激烈地抨击个人崇拜，话音还没落，丈夫操起身边的擀面杖便抡了下去。她没躲。十六岁的长子张红兵看得发愣，只当"反了"，抓起笔在揭发材料末尾写下"枪毙方忠谋"五个字。父亲看完没拦，反倒在同一张纸末补上同样一句。
第二天清早，丈夫走进街道办事处与方忠谋办了离婚手续；儿子跟着父亲走进母亲方忠谋屋里，签下一纸"脱离母子关系"的证据。方忠谋没犹豫，在"同意"二字下面端端正正落下自己名字，笔迹比她平日还工整。这一刻，丈夫与儿子成了她最熟悉的陌生人。
签字后的第二天夜里，方忠谋被人从家里带走。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万人宣判大会的台下，十六岁的张红兵与父亲并肩站着。台上念完判决书，方忠谋被押赴刑场。她没回头看台下一眼，或许她已经知道那一回头会撞见什么。张红兵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身体里有一根弦被抽走。
之后半个世纪，张红兵做了律师，办过无数案子，唯独没办过自己那桩"案子"。他一直留着母亲出嫁那年戴过的一条旧围巾，洗得发白、边角磨得起毛，却从舍不得扔。每到清明，他就把那条围巾摊在膝头，一坐就是半晌。老人谈起母亲时嗓音会忽然哑下来，眼眶一红：是我亲手害死了她。
那条围巾是方忠谋嫁进张家那天戴的，那时她二十出头，眉眼温柔，笑容像极了春天最干净的一场雨。她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的儿子会在一张纸的最末一行，替她把那个"死"字提前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