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田震对许巍说：“我想买你一首歌，多少钱都行！”许巍却说：“我的歌你随便唱，只要付一块钱就行。”田震一脸惊讶:“你不是耍我吧？”
 
1995 年的北京，主流歌坛和地下摇滚还像两条不搭界的河，田震已经是内地乐坛稳坐头排的大姐大，一张嘴就是标志性的沙哑烟嗓，唱什么火什么，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
 
可那段时间她偏不想唱市面上那些顺嘴的情歌，总想找首不一样的 —— 有劲儿、有骨头，能唱进人心里坎儿里的歌。
 
朋友给她递了盘翻录的小样，磁带封面连个正经歌名都没写，说西安来个叫许巍的小伙子，写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田震回家放进录音机，吉他声一起，第一句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刚出来，她手里的水杯都放下了，听完一遍，当场拍板：这首歌我要了，多少钱都买。
 
托人约了许巍见面，就在音乐学院附近一家破破的小饭馆，那时候许巍才 27 岁，留着长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坐在那儿有点拘谨，浑身还带着地下音乐人的青涩劲儿。
 
那时候他刚到北京没一年，签了唱片公司，看着名头好听，实则穷得叮当响，租住在郊区的小平房里，天天抱着吉他跑各个公司推歌，碰的钉子比吃的饭都多。
 
田震也没绕弯子，坐下开门见山：“你的歌我听了，特别对味儿，我想买下来灌专辑，你开个价，多少钱都行，” 她心里早做好了准备，好歌难求，对方哪怕要价高些，她也认了。
 
结果许巍抬头看了她一眼，挠挠后脑勺，说得特别认真：“震姐，你要是真喜欢这歌，随便唱，真要给钱的话，给一块钱就行。”
 
田震当时就笑了，以为小伙子跟她开玩笑：“怎么着，你这是耍我呢？一首歌哪有卖一块钱的道理。”
 
许巍却没笑，低着头搓了搓手里的玻璃杯，说自己写这首歌写了快两年，身边玩摇滚的朋友都说好，可跑了无数家公司，没人愿意要，说这歌 “不商业、没市场”。
 
“你是第一个没跟我谈市场、没让我改调子，上来就说要买的人，” 他说，“歌能被你这样的歌手唱，是它的福气。
 
谈多了钱，就变味儿了，要一块钱，就是走个形式，说明这歌是你正儿八经拿下的，不是我白送你的。”
 
那时候的许巍，比谁都需要钱，房租快交不起了，吃饭都得算计着来，连买琴弦都要挑最便宜的，可他心里有数，有些东西比钱金贵。
 
在没人认可他才华的时候，田震这样的大腕儿，能坐下来认认真真听他的歌，能说出 “这歌对味儿”，这份懂，比多少钱都值钱。
 
他用一块钱的价格把歌给出去，不是傻，是报答 —— 报答这份不看名气、只看作品的欣赏，报答这份从天而降的知遇之恩。
 
田震在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见多了为一首歌争破头、讨价还价的场面，反倒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纯粹戳中了。
 
她也没再推让，当场从钱包里掏出一枚一块钱的硬币，轻轻放在桌上，说：“行，这一块钱我收下你的心意。这首歌，我肯定给你唱好。”
 
后来的事，成了内地歌坛的一段传奇。《执着》随着田震的专辑一发行，直接火遍了大街小巷，街边的音像店、学校的广播、出租车里，走到哪儿都能听到那句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
 
田震凭着这首歌事业再攀高峰，成了当之无愧的 “乐坛一姐”；而藏在词曲作者那一栏的 “许巍” 两个字，也第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西安来的创作人。
 
再后来的许巍，从地下走到台前，《在别处》《那一年》《蓝莲花》一张接一张专辑封神，成了无数人的青春符号，成了内地摇滚的标杆人物。
 
可不管后来多火、身价多高，提起当年那一块钱的交易，他总说那是自己赚了，他说那时候自己就是个没人看见的穷小子，田震愿意唱他的歌，等于在他最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
 
那一块钱哪里是卖歌，分明是他用自己最珍视的作品，去报答一份难得的懂得。
 
田震也从来没忘过这份情谊。后来许巍陷入低谷、迷茫到差点放弃音乐的时候，她私下里帮着牵线、到处推荐，逢人就说许巍是内地最有才华的创作人。
 
只是两个人都不是擅长说漂亮话的性子，这份交情，都踏踏实实放在心里，从来不大张旗鼓地说。
 
一晃快三十年过去，当年的青涩小伙成了乐坛前辈，当年的大姐大也早已淡出公众视野，可《执着》这首歌至今还在被人传唱，那一块钱的故事，也依旧是圈子里最暖的一段佳话。
 
那时候的音乐人，身上都带着股朴素的劲儿，写歌是因为热爱，唱歌是因为懂得，没有那么多商业算计，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你给我一份认可，我就用全部的诚意报答。
 
现在想来，当年那枚轻轻放在桌上的一块钱硬币，比多少重金酬劳都更有分量 —— 它藏着一个创作者的骄傲，也藏着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