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七旬已婚富商病重期间，39岁女助理被指几乎天天到医院对面商场提款至顶限，更使用预先签好的空白支票，从富商账户卷走171万新元存款。富商去世后，女助理两个月后直接用这笔钱买了套公寓，自称与富商相恋十年、钱是对方临终赠予。最后，富商女儿决定将以遗产执行人身份起诉追讨。
 
据报道，孙某2012年从青岛前往新加坡，最初在女佣中介机构工作，在此期间结识经营海鲜批发生意的周某。
 
2013年，孙某进入周某的公司任职，从兼职岗位逐步转为全职，负责行政与市场相关工作，后续还成为公司董事。
 
原告方披露，孙某虽挂名董事，却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也没有公司银行账户的签字权限。
 
周某去世时73岁，名下有稳定的家族生意，已婚且育有一女，与女儿日常联系并不算频繁。
 
双方的恋爱关系，按孙某的说法始于2014年，两人长期共同居住在新加坡东部一处公司名下的住宅内。
 
这段关系被其形容为公开的秘密，周某的妻子与女儿理应知晓两人的真实相处状态。
 
2022年12月，周某被确诊为四期结肠癌，病情逐步恶化。
 
2024年5月，癌细胞进一步扩散，医生预判周某剩余生存期不足六个月。
 
岂料正是从2024年6月起，也就是周某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时间里，大额资金开始从周某的账户流出。
 
原告方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2024年6月至9月间，孙某利用周某预先签署的空白支票与银行汇票，从两个银行账户中转走共计162.5万新元。
 
2024年8月，周某入住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疗，身体极度虚弱，难以自主行走、书写甚至开口说话。
 
这段时间里，孙某全程陪在医院，代为保管周某的手机与钱包，钱包内装有两张银行卡。
 
从2024年8月12日到2024年9月5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某几乎每天都会前往医院对面的百利宫商场提款。
 
每次提取的金额，都接近或达到银行卡的每日取款上限。
 
累计提取金额共计8.6万新元。
 
加上此前转走的大额款项，涉及总金额达到171.1万新元。
 
2024年9月，周某因病重不治在医院离世。
 
不料周某去世仅两个月，孙某就动用从周某账户转出的资金，在新加坡买下一套公寓。
 
这一操作彻底触怒了周某的女儿。
 
42岁的小周作为父亲遗产的执行人，正式向新加坡高庭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孙某违反受托责任，要求全额返还171.1万新元款项。
 
2026年8月，这起民事诉讼在新加坡高庭正式开庭审理。
 
孙某当庭作出答辩，全盘否认侵占财产的指控。
 
长达十年的恋人关系被再次重申，周某生前的顾虑也被摆上台面：担心自己离世后，孙某在新加坡的生计没有着落。
 
按照孙某的转述，周某明确表示要为她购置房产，让她日后不用为钱发愁，只是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所有支票的金额与收款人信息，按其说法都是在周某的授意下填写，甚至有一次是周某让她扶着自己的手完成签字。
 
原告方则坚持认为，周某病重期间已基本丧失自主行为能力，高度依赖孙某的照料，所谓的自愿赠与不具备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基础。
 
原告同时强调，孙某本身没有公司账户的处置权限，所有资金转出行为都没有获得合法授权。
 
婚外亲密关系中的财产往来，从来都不存在绝对清晰的边界。
 
一方有家庭、一方是下属的身份设定，从一开始就让这段关系掺杂了权力与利益的复杂变量。
 
职场上下级之间衍生出的情感，很难完全剥离职场身份带来的依附属性，财产的赠与也很难完全排除地位不对等带来的影响。
 
当赠与人处于病重失能的状态，所有关于“自愿”的表述，都失去了最核心的判断前提。
 
没有第三方见证、没有书面协议的口头承诺，在财产纠纷面前始终是最薄弱的证据。
 
已婚人士处置大额财产，本身就涉及配偶的共同财产权益，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决定的私事。
 
这起纠纷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十年感情的真假，而是重病状态下的财产处置是否具备合法性，以及婚外关系中的赠与能否越过婚姻财产的边界。
 
类似的纠纷在各地都屡见不鲜，亲密关系一旦掺杂巨额财产，人性的复杂就会暴露无遗。
 
陪伴的真情与财产的算计，往往在同一段关系里交织存在，很难用单一的对错去概括。
 
但法律层面的判定，始终会回归到权属清晰、授权明确的基本原则，不会单纯以情感说辞作为裁量依据。
 
案件曝光后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十年陪伴理应获得相应补偿，也有人认为在职权代管期间转移财产难言正当。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最终结果尚未出炉。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信息来源：现代快报2026年9月7日《39岁女助理称与新加坡七旬已婚富商相恋十年，富商死后女助理用其存款购买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