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政治上势同水火，但晚年两人之间发生的那件事，让后人动容。

元祐元年，苏轼从流放地北归，路过金陵。他去拜访了王安石。

这两个人，在过去二十年里，一个在朝堂上推行新法，一个四处写文章反对，彼此的政治立场几乎水火不容。

苏轼被贬出京，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位老人有关。

然而在金陵城外的半山园，他们坐在一起，谈诗，谈山水，谈佛，谈了很久。

走的时候，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王安石目送苏轼离去，叹了一句话，大意是：不知道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再出这样的人物。

说这话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六十五岁，距离他去世，不到一年。

这两个人的对立，几乎贯穿了宋神宗整整一朝。

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进入中书省，开始推行变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一套一套往外推。支持的人说他是救国良方，反对的人说他是急功近利。苏轼属于反对那一拨。

苏轼不是因为私怨反对。

他写给神宗的奏疏里，逐条分析新法的执行困境，认为问题出在推行速度太快、地方官吏借机盘剥。

这些判断后来被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并非毫无道理，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他这一套话就是在给变法拆台。

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的回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关记载，态度相当强硬，认为苏轼不过是因循守旧。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极深，苏轼那边几乎没有翻盘的空间。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这一去，就是多年在地方辗转。

他不是被直接贬出去的，但里子里，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时候留在京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两个人的处境，在元丰末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变化的方式并不一样。

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罢相，此后退居金陵，再没有回到权力中心。

他在半山园种树，写诗，礼佛，把后半生活得相当安静。变法没有被完全废除，但他本人已经不再参与。

神宗驾崩之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王安石在金陵听到这个消息，据记载数度落泪。

苏轼那边，神宗去世是一个转折点。高太后当政，司马光回朝，旧党重新得势。

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职一路升迁，一度做到礼部尚书。看起来是时来运转，实际上他在旧党内部也不太平，新党的人恨他，旧党里有人觉得他立场不够坚定，苏轼本人对全面废除新法也有保留。

就在这个时间点，他路过金陵，去见了王安石。

两人上一次见面，隔了多少年，史书没有精确记载。但那段时间的政治角力，让两个人都受了伤，只是受伤的方式不同。

在半山园的那次见面，细节留存不多。

苏轼自己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王安石骑驴出城来迎接他，两人一起游览了附近的山水，谈得很投机。苏轼说，王安石虽然人老了，但思路依然清晰，谈到诗文，眼神还是锐利的。

王安石死后，苏轼写了一篇文章，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这句话出自苏轼，不是出自王安石的门生或支持者。

在那个时代，政治上的对手愿意在对方死后写出这样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让后人反复提起，或许不只是因为两个人最后冰释前嫌。

更深一层的东西，是两个人在各自的处境里，都没有把政治上的对立，彻底变成对人的否定。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苏轼写诗骂新法，但王安石对苏轼的文才，历来是承认的。

苏轼流放在外，写了大量诗词，过得落魄，但他对王安石的诗，该肯定的时候依然肯定。

这两个人之间，有党争，有政见冲突，有彼此造成的伤害，但始终没有走到彻底的人身攻击和人格否定。在北宋那个政治生态里，这一点，其实相当难得。

金陵见面后不到一年，王安石在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去世。

苏轼当时在哪里，史书没有专门记一笔。但他后来写的那篇文章，留了下来。

参考来源：《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著，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版）；《邵氏闻见后录》（邵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