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拟拆掉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在原址修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刻致电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电文写道：“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通电见报之后舆论沸腾，拆除计划被迫作罢。

1923年5月，吴佩孚人在洛阳，一则从北京传来的消息送到了他面前。
国会准备把会场迁进紫禁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要动。传到洛阳的说法更重，说北京方面准备“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还夹杂着拆卖旧料之类的消息。

吴佩孚没有等工程落地。5月20日前后，他直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张绍曾以及内务、财政两部。电报开头并没有把听到的消息说成铁案，还留了一句“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可往下写，态度已经十分明确。

他称三大殿为“中国之奇迹”，又说“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如果真把这些建筑拆掉，中国失去的是几百年留下来的巨型木构建筑。至于借工程拆料牟利的说法，他更是直接写道：“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
这封电报为什么会发得这么急，还得回到国会正在做的那件事上。
当时北京国会使用的会场在宣武门一带，地方有限。国会恢复后，议员人数、办公和旁听需要都挤在旧会场里。吴景濂、王家襄等人提出，把国会迁到紫禁城外朝的三大殿一带。

这并不只是随口一议。
中外工程师已经开始绘图，方案有十余种，工程费用估计约二十万元，还准备经过公开招标推进。瑞典建筑师施达克参与了三大殿的测绘和改造设计。太和殿原本是举行登极、朝贺等大典的地方，要变成近代议场，就必须安排议员席、旁听席、通道和附属空间，部分墙体和侧翼建筑也要随之调整。

北京方面并没有留下一个“把三座大殿全部夷平”的正式工程决定。

吴佩孚收到的“拆三殿”说法，比实际设计走得更远。可他担心的事情也不是凭空来的，因为这项计划已经越过了“借地方开会”的阶段，开始涉及建筑本体的改动。

吴电一见报，国会方面很快作出回应。
吴景濂、王家襄、张伯烈、汤漪等人联名复电。他们承认，迁国会入三殿确实是自己倡议的，却否认要毁掉三大殿。几个人给出的理由很具体：清朝已经结束，原来供皇帝举行大典的宫殿不能一直空着；共和国如果在这里举行重要会议和国家典礼，旧王朝的宫殿便有了新的公共用途。建筑经常使用，也容易筹款维修。

他们甚至拿欧洲旧王宫举例。法国凡尔赛宫在王朝结束后仍可以承担公共功能，中国的宫殿也可以改变用途。三大殿在他们手里，不是准备推倒的旧房，而是一处可以改造成共和国政治空间的现成建筑。

可问题也恰恰卡在“怎么改”上。
太和殿不是按照议会需要建造的。皇帝举行大典时，殿内空间、门道、丹陛、广场都有固定的礼仪用途。国会却需要密集座席、旁听区域、办公房间和人员进出通道。只要真正迁进去，改造就很难停留在“搬几张桌椅”这个程度。

国会方面在复电中强调不会破坏楹柱和殿宇主体，工程图纸却已经安排了新的议席和附属空间，也涉及墙体开口等改动。两边争的不是三大殿该不该继续存在，而是这些明清宫殿能不能为了新的政治用途被重新切割和改装。

吴佩孚选择的办法也很直接。他手里没有故宫工程的行政决定权，也不能自己下令叫国会停工。他能用的是自己的政治分量和报纸。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在北京政局中势力很大，吴佩孚又长期驻洛阳掌握军队。他把电报同时发给总统、总理和主管部门，再让电文进入报刊，原先在国会内部推进的一项工程，立刻变成公开争论。

国会主持者不得不把工程方案、费用、招标办法和迁入三殿的理由一项项摆出来回应。原来可以按内部程序推进的事情，从此每向前走一步，都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把帝王宫殿变成现代议场，到底可以改到什么程度？

工程没有动工。
随后北京政局又迅速恶化。1923年6月，黎元洪被迫离京；到了10月，曹锟贿选总统，国会陷入严重政治危机，议员离散，正常运作受到影响。一个需要国会持续推动、筹款、招标和施工的改造计划，就此失去了继续推进的条件。

三大殿最终没有变成议院。
太和殿里没有铺开议员席，中和殿和保和殿也没有被改成议会的配套空间。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这组宫殿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始作为旧宫殿和文物空间向公众开放。

两年前摆在桌面上的那些议场图纸，再没有变成砖木工程。三座大殿仍立在原来的汉白玉台基上，门前进出的，也不再是准备开会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