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只好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将死之时，他却踢倒了尿罐，把特务给惊动了。

1944年秋，北平前门火车站，一个化装成商人的男人刚下车没多久，就被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按倒在地。他叫任远，表面上是跑买卖的客商，实际上负责冀东根据地的情报工作。

被捕那一刻，他身上没有枪，也没有文件，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以及一张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密写字条。特务扑上来的时候，任远借着扭打，把字条塞进嘴里，硬生生咽了下去。

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关系到许多人的性命。字条一旦落入敌手，联络点、交通线，甚至北平城内仍在活动的同志，都可能暴露。纸条进入肚子，任远才暂时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审讯并没有让他开口。

日本宪兵把他押回本部，连夜灌凉水、压杠子，轮番折腾。任远咬住牙，只说自己是做买卖的，来北平是为了跑生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搜遍他的衣服，没有找到像样证据，一时也摸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只要没有人指认，这个化名商人的身份还能继续撑下去吗？

偏偏到了第二天，一个叛徒出现了。

审讯室门口进来一个瘦长脸男人，穿着绸褂，见到日本军官就点头哈腰。这个人过去在冀东根据地活动过，后来叛变投敌，成了日本宪兵队的便衣密探。

他只看了任远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的同志。接着，他把任远的真实身份、过去职务，还有负责的几条情报线，一件件说了出来。

任远知道，继续装普通商人已经没有意义。

敌人真正关心的，也不只是他本人，而是他脑子里的东西。北平城内有几个秘密联络点，哪些同志还在活动，彼此之间怎样传递消息，这些内容任远都掌握在心里。

问题在于，刑讯有办法对付，人的身体却有极限。

任远不愿把同志们的性命押在自己能不能一直撑住上，于是做出了一个极端决定。

他要死。

牢房里没有刀，没有绳子，腰带和鞋带也早被收走。墙面光秃秃的，想撞墙也很难一下致命。任远看向同监的老李，这是一名被俘的八路军干部，两人在狱中相处多日，早已有了信任。

任远把情况说清楚，请老李用腰带勒死自己。

老李当场变了脸色。他不愿意动手，更不愿看着同伴主动走向死亡。活着，总还有机会，怎么能自己结束？

任远却没有把这当成普通请求。他告诉老李，这不是商量，而是执行任务。与其让日本人从自己嘴里掏出情报，不如把这条命留在自己人手里。

这句话让老李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红着眼睛点了头。

两人选在半夜换岗时动手。那时看守刚离开，牢房里只有微弱灯光，四周安静得能听见脚步声慢慢远去。

老李解下布腰带，套住任远的脖子。任远闭上眼，只说了一句，下力，别松。

腰带收紧后，人的身体开始本能挣扎。任远双腿乱蹬，脚跟正好踢中墙角的一只陶制尿罐。

哐啷一声，尿罐摔碎了。

声音在安静的监牢里格外刺耳，门外的看守刚走不远，立刻转身冲回来。几名宪兵和特务持枪闯进监号，把老李拽开，按倒在地。

任远已经脸色发紫，软倒在草垫上。日本军官赶来后，急忙让人松绑、泼凉水、抢救。敌人原本是回来查看一场牢房骚动，结果却把任远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谁能想到，差点要命的一只尿罐，后来竟成了救命的东西？

任远醒来后，发现事情出现了新的缝隙。

在敌人眼里，一个宁可让同伴勒死自己，也不愿接受审讯的人，说明他手里藏着重要情报。可另一方面，这场自杀未遂又让敌人产生了错觉，他们认为任远经过死亡挣扎，也许已经开始惜命，可能有机会被逼降。

任远顺着这个判断走。

他不再每次都沉默到底，而是偶尔和日本军官说几句，表现出自己似乎动摇了。他通过内线向上级秘密报告，得到批准后，开始执行假投降。

这里面的分寸极难掌握。说得太少，敌人不会信，马上又会恢复严刑审讯。说得太多，真正的联络点就会暴露。任远只能交出一些已经过时、真假混杂的消息，让对方觉得自己正在慢慢松口。

地下情报工作里，化名、密写和假身份并不等于万能保护。密写字条可以吞掉，身份却可能被熟人认出，假投降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每一步都要看时机，还要经过组织判断，不能把个人冒险直接当成固定办法。

也正因为如此，任远的选择显得更加危险。他不是单纯靠胆量硬撑，而是利用敌人的判断，给自己争取活动空间。

获得一定自由后，他开始接触到敌人内部的部分动向，并设法把有价值的消息传回根据地。北平城内的一些同志，也因为这些情报得到保护。

当然，假投降最容易被误解成真正叛变。现实中，地下人员一旦进入敌方控制范围，外界往往无法马上知道真相，组织也不可能只凭表面行动下判断。任远能够继续行动，关键就在于他通过内线汇报，并得到上级批准，不是个人擅自改变立场。

时间来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在华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任远抓住局势变化，设法摆脱宪兵队控制，穿过封锁线，重新回到解放区。